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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平:绿色发展新理念的文化底蕴

绿色发展是人类文明的新的发展模式。绿色发展的核心是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协调。绿色发展不是否定人类对于自然的开发利用,而是调整规范人类对于自然环境的态度和行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类的发展不能以破坏自然发展的规律作为代价,绿色发展探寻能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十九大报告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中国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明确了绿色发展新理念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体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

一、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辩证唯物观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一方面,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和其他存在物一样受到自然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人不是作为自然现象的单纯旁观者,而是自然过程的积极参与者。人不仅通过有意识的实践活动使自然界打上了人的烙印,而且人也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改造自己。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构成人与自然诸种关系中最为基本的关系。自然不仅仅提供物质生产活动的对象和材料,更重要的是,自然构成生产过程中的制约性条件。因为,自然界提供给人类的生产材料是有限的;在生产活动中如果违背了自然规律,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而且,在人类的整个物质生产活动中,始终受到自然界这个制约性条件的限制。因此,“自然”具有社会历史性质,现实的自然界是实践改造的对象和人类历史性实践的结果。人们只能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认识自然界以及认识人自己,建立人与自然相统一的辩证世界图景。

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唯物观点清晰地说明: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无限制地向自然界索取,必须不断调整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使之和谐统一,并在这个前提下满足自己的需要。同时,由于人在自然界中具有理性和自觉能动性,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即自然的人化过程中,人对于维护自然生态平衡负有主体责任。

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认为,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人不是抽象孤立地面对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反映在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中。因此,绿色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回归自然”,将人与自然分离甚至对立起来,而是在合理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通过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平衡,才能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

绿色发展新理念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统一的辩证唯物观点,正确处理了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与自然生态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反对将生产发展与保护环境对立起来或偏执一端的做法。从根本上说,生态问题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和提高的结果,是伴随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的,也只能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加以解决。绿色发展新理念首先肯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意义,同时认为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是提高生产力的题中之义,是保持人类生产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条件,那种单纯追求经济的增长所带来的必定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片面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最终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

二、体现了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工业文明的批判反思

人类中心主义是工业文明得以迅速发展和被认同的理论基础,是人类自我觉醒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对于自然的征服和统治,人是自然界的主人,拥有意识的人类是主体,自然是客体,夸大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导致把主体与客体即人与自然界对立起来,割裂了人的发展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

工业文明推动了社会的迅猛发展,为人类社会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大气污染,资源危机、能源短缺、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物种加速灭绝等等情况,无不反映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之严重。工业文明对自然界造成的巨大损害,是人类中心义对于人与自然关系错误引导的结果,因此人们开始对人类中心主义进行深刻的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被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尺度,奉行“人是目的”的思想原则,以人类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的需求作为道德评判的依据。这样的价值观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顾及资源环境约束,导致了消费主义盛行,错误的消费观反过来必然引发生产的无节制,最终导致对自然界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人类中心主义的极端化,使它逐渐走向了自然的对立面,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报复。

人类中心主义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对我国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受西方消费文化影响,GDP主义、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构成了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约束。中国决心走绿色发展之路,正是摒弃西方工业文明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由对自然的无尽索取转变为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发展理念的转变不仅表明人类对于自然生态价值的再发现、再认识,也包含了人类对于自身行为对自然界征服的反思和批判,将人类自身的全面发展置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之中。

绿色发展新理念要求我们在考察社会发展进步时,要把经济指标的增长与生态指标的尺度结合起来衡量。通过转变发展理念,构建绿色消费观,促使生产和消费之间实现良性循环;构建绿色产业观,倡导有节制的发展,在资源承载能力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实现生产的良性循环,转变工业文明中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构建绿色价值观,追求自然价值观与人类价值观的和谐统一,促使生态系统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和谐统一。

三、继承弘扬了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

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表述为天人关系,包含丰富的生态智慧,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西方文化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自然的立法者”,把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看作是人的主体性的实现。在这样的价值观指导下,科学技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物质财富快速增加,同时也带来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人与自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紧密联系的共生共存的关系。春秋时代的思想家子产就已经明确区分了“天道”与“人道”,在探寻人类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过程中,既肯定了天与人的区别,又肯定了天与人的统一。这里的“天”主要是指自然界及其自然界的规律,也被赋予人的意志能够赏善罚恶表达“天命”,但是所谓的“天命”在人的观念中折射出的也是一种不可违抗的自然力量。道家“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价值是强调人要尊重生命,顺应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突出人文精神,孟子“尽心、知性、知天”、张载“民胞物与”和王阳明“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均强调了人的主体能动性能够“参赞”“化育”万物、达到“与天地合其德”的境界。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反对“天意”可以决定人事吉凶祸福的天命论,但他并不排斥和否定“天人合一”,他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他肯定人有“与天地参”的主体实践力量,同时强调人要遵循自然规律。

以《易传》为代表的天人协调说,在肯定天人区别的基础上再肯定天人的统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比较全面的朴素辩证观点。它吸收了道家顺应自然与儒家改造自然中的合理因素,同时又克服了双方的片面性,将改造自然与遵循自然规律结合起来,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朴素辩证观点,是中华传统文化中最有价值的生态智慧。当然,“天人合一”思想,有其历史局限性,需要实现其现代转化。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必须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依靠科技进步来控制环境污染,同时也要防止科学技术被滥用导致发展不可持续的恶果。绿色发展新理念汲取的是“天人合一”中体现人与自然辩证唯物思想之精华,并将这一中国特有的古老生态智慧在当代社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在《论人类中心论的信》中指出,“人不是存在者的主宰,人是存在者的看护者”,人类对待自然应该从“征服者”“主宰者”的角色调整为“看护者”。那么,绿色发展新理念正是翻开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新篇章,确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关系。在利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决不能站在自然界之外,凌驾于自然界之上,应该铭记恩格斯所言:“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的,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绿色发展新理念通过重塑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关系,展现人类全面发展的和谐诉求,也是合乎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重要体现。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坚持和发展,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反生态性和异化性的批判,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态智慧的继承与弘扬。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5月29日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8-07-02 08:5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