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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文增:国外左翼视域下的疫情与资本主义制度危机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管控不力,疫情大肆蔓延。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全球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已突破8300多万,死亡人数超过181.2万;作为疫情重灾区的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已超过2000万,累计死亡人数已超过35万。在欧洲,许多国家疫情反弹,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都再次进入紧急状态,开始实施新一轮防疫措施。疫情的大范围蔓延不仅使人们的生命面临威胁,而且重创了各国经济,资本主义国家大批工人失业,许多人陷入贫困。而同样处在疫情影响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充分体现了其制度的优越性,不仅有效控制了国内疫情,也使经济开始恢复和重启。两种制度在疫情中的不同表现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与危机,这一点已成为国外左翼的共识。在此共识的基础上,左翼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一、以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疫情持续蔓延

  2020年3月以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疫情持续蔓延,直接原因是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措施不力,然而从根源来看,以利润为目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疫情蔓延的根本原因。

  对利润的追求一直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在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一本质更为明显,造成疫情难以控制和迅速蔓延。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利润被置于人民的生命健康之前,成为资本家最先考虑的因素。美国学者尼克·弗兰奇对此进行了谴责,认为“资本家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导致了资本主义最具破坏性的倾向。资本家将利润置于工人和全人类的福利之上。他们会让雇员在不舒适和危险的条件下工作”,“从未能研制出疫苗,到驱逐失业者并取消他们的医疗保健,再到让工人和公众不必要地受到感染:资本主义将为数百万冠状病毒相关死亡负责”。《国际社会主义》的编辑约瑟夫·乔拉纳强调,疫情使资本主义面临着捍卫利润还是拯救生命的选择,而迄今为止的种种迹象表明,利润一直是这个体系的主导者最优先考虑的问题。

  减缓新冠病毒传播的必要措施意味着,大多数企业需要暂停运营或大幅缩减工人工作时间。这不仅会导致企业利润急剧减少,更会使许多企业面临亏损。因而,在利润的驱动下,为避免经济损失,部分国家在初期采取了“群体免疫”的措施,许多国家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过早放开封锁,导致自身错过了有利的控制时机,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大肆蔓延。英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新政治家》周刊书评人约翰·格雷等以美国为例,指出,在特朗普看来,重塑美国经济显然要比遏制病毒重要得多,“特朗普愿意拿数百万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冒险,以满足《华尔街日报》和美国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其认为,由于感染病毒的大多数50岁以下的人只有轻微症状,重新开放国家不会成为问题”。实际上,这一观念不仅在美国流行,在其他国家也大多如此。牛津大学教授约翰·帕灵顿认为,病毒暴露了资本主义政府的局限性。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群体免疫”策略的最大问题在于其无情地暗示:脆弱的群体应该任由病毒摆布。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的医疗体系同样秉持利润导向,导致疫情治理的低效。约翰·帕灵顿指出,资本主义制药和医疗保健部门与其他资本主义企业一样,都具有两个主要特征,即它们生产的东西具有使用价值,但它们这样做是为了产生利润。也就是说,制药行业是由利润驱动的,这一事实意味着,由于其成本以及许多国家薄弱的卫生保健基础设施,那些需要药物或疫苗的人将得不到它们。利润动机还意味着,某些科学价值有限但能为制药公司带来巨大利润的药物还是会生产和销售。与此同时,其他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药物往往由于利润微薄而得不到开发。

  左翼学者、评论家尼科斯·莫塔斯在“保卫共产主义”网站撰文指出,新冠病毒成为全球性疾病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在“成本与收益”理论下对疫情防控的悲惨低效,而资本主义的毁灭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社会的诞生,是拯救人类的最安全、最有效的“疫苗”。制药工业对其产品的研究生产和分销的唯一标准就是保证高利润率,即使一种药物或疫苗已经生产出来,如果利润率得不到保证,也不会真正批量生产。几年前在西非发生的埃博拉病毒疫情表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给人民带来了悲惨的后果。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科学研究和生产部门不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而是以资本对越来越多利润的需求为导向,特别是在垄断集团之间激烈竞争的情况下。

  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政治系教授维克多·沃里斯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医疗体系的本质是医疗保健也被视作商品,病人能否得到治疗取决于其支付能力。这也导致了大批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人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感染人数迅猛增长。同时,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也决定了广大工人阶级缺乏必要的保障。许多人无法负担高额的医疗保险费用,因而在患病后无法得到救治。在西方国家相继采取管控措施后,很多企业暂时歇业,大批工人下岗,生活陷入贫困。而所剩无几的工作岗位上的工人,则是超负荷工作,巨大的工作压力使其身体健康更加无法得到保障,在病毒面前不堪一击。正是在以榨取工人阶级剩余价值为目标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疫情冲破重重防线,在资本主义国家大肆蔓延。

二、疫情使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平等更为凸显

  不平等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消除的痼疾。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资本家的手里,而人民群众变成了一无所有的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这种不平等更是暴露无遗,它不仅表现为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在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更表现为生命健康权的不平等。但不论是何种的不平等,从根本上说都源于阶级不平等。

(一)疫情凸显了不同阶层和种族生命权的不平等

  著名传播学者克里斯蒂安·福赫斯在《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上发表的《新冠资本主义下的十种日常》一文指出,富有的人、有权势的人可以获得最好的私人医生和医护服务,穷人则不得不承受私有化和全球商业化的负面后果。说得直白一些,这意味着他们更可能在疫情中死去。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再次证明了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的“风险社会”并非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英国共产党2020年6月12日在官网上发表文章《COVID-19:压迫与阶级》,援引英国国家统计局5月7日发布的对英格兰和威尔士不同种族在疫情中的死亡率的分析数据,指出:在一些种族群体中,因新冠肺炎病亡的风险明显高于白人群体。如果把年龄考虑在内,黑人男性死于新冠肺炎的可能性是白人的4.2倍,黑人女性是白人男性和女性的4.3倍。不仅如此,英国国家统计局2020年5月初的统计数据还显示,在英国贫穷地区每十万人中有55人死于新冠肺炎,非贫穷地区每十万人中有25人死于新冠肺炎,穷人区死亡人数是富人区的约2倍。英国一个促进种族平等组织的负责人认为,贫穷是造成这种不平衡的主要原因。美国的情形也是如此。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20年6月3日的数据,非洲裔死亡病例占23%,远高于其在总人口中12.5%的占比。美共主席乔·西姆斯也指出,疫情中非洲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与白人的死亡率之比是3∶1。2020年5月25日,乔治·弗洛伊德之死使种族不平等无比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美国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我无法呼吸”“黑人的命也是命”“对种族主义说不”等口号将美国长期的种族不平等等社会弊病揭示无遗。劳联-产联和许多全国性工会发表声明,支持抗议,反对系统性的种族主义。

(二)经济不平等加剧

  广大的工人阶级不仅面临感染病毒的危险,更受到失业困扰,生活陷入贫困。乔·西姆斯指出,在经济面临长期困境的情况下,工薪阶层将不得不承担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主要成本。在美联储2020年4月的调查中,家庭年收入低于4万美元的工人中有39%的人被解雇或暂时休假。妇女和少数族裔受到的打击更为严重。4月消失的2050万个就业岗位中,女性从事的岗位占55%,妇女失业率上升至15%,非裔美国女性和西班牙裔美国女性的失业率分别上升至16.4%和20.2%。美国学者迈克尔·耶茨指出,各个方面的不平等都在日益加剧:收入,财富,卫生保健,教育,适度舒适的退休生活,工作条件,教育,住房,能够使用的公园、游乐场、文化等公共设施,警察和消防,法律援助,清洁的水和空气,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令人憎恶的不均衡。顶端的人拥有一切,社会底层的人一无所有。

  与普通民众饱受失业困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并未受损,反而有所增长。美国政策研究所所做的财富不平等状况的报告显示,从2020年3月18日到9月15日,643名最富美国人总共“聚敛”了惊人的8450亿美元资产,其财富合计增长了29%。美国政策研究所不平等问题项目主任查克·柯林斯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危机正在快速加剧美国现有的不平等,“亿万富翁在赚钱,而我们的国家存在大范围经济困难,反差巨大”。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不平等的加剧与资本主义国家采取的措施密切相关。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面临着最大危险的是普通民众,他们面临的不利情形有:资本家不顾安全,迫使他们重返工作场所;随着企业破产或为盈利而裁员,可能出现一波大规模裁员;政府可能会再度采取紧缩政策,工人工资停滞,工作条件恶化。他们是最应该得到帮助的群体。然而,疫情期间资本主义政府采取的措施只对大企业慷慨,以维持他们的生存,而不是帮助工人和小企业。迈克尔·罗伯茨指出,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拯救大企业。与大企业相比,转移到劳动者身上的钱少之又少。

  此外,垄断资产阶级还利用其掌握的各种信息避免损失,攫取利益。如2020年2月中旬,包括理查德·伯尔在内的5名美国参议院议员和20名众议院议员,利用职务之便获知疫情引发的经济风险,在股市大跌前抛售了数百万美元个人持有的股票,避免在即将到来的疫情中受到损害。通过建立在非公共情报基础上的内幕交易,政客们获得了大笔的财富。

三、新自由主义政策使资本主义制度性危机不断深化

  以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为主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不仅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出现金融化、空心化等,导致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出现以及社会矛盾的加剧,而且在面对疫情等突发事件时,也缺乏足够的应对能力,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正如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人所指出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在新自由主义垄断金融资本的全球制度背景下发生的,这一制度迫使全世界实行紧缩政策,包括在公共卫生方面。在全球商品链的管理中普遍采用准时制生产和以时间为基础的竞争,这使企业和医院等的设备存货很少,而部分人紧急囤积某些商品使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其结果是全球经济异常混乱。

(一)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资本主义国家应对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乏力

  在疫情发生后,欧美多国出现了应对不力导致确诊病例和死亡人数剧增的情况,这一状况的出现与其长期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有重大关系。大卫·哈维认为,美洲和欧洲执行了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其根本无法对这种公共卫生危机做好准备。大型制药公司很少在预防方面投资,它们对投资防范公共卫生危机没什么兴趣,喜欢设计治疗方案。我们病得越重,它们挣得越多。预防不会增加股东的价值,甚至可能减少价值。乔姆斯基也指出,“这场大流行生动地说明了新自由主义时代对绝大多数人造成的巨大破坏”,“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是将决策从某种程度上受公众影响的政府,转移到完全不对公众负责的私人那里。但为未来的灾难做准备是没有利润的,因而负责研发大多数疫苗和药物的基本工作只能由政府来负责。然而,政府的这项工作却被新自由主义所阻碍”。

  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罗伯特·格里菲斯以英国为例,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了谴责,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和金融政策对英国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造成了致命损害。他指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英国乃至整个欧盟都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实行削减开支、对富人和大企业减税以及公共服务外包和私有化的政策,这种以利润和市场为导向的政策导致公共部门和应急服务部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挑战的能力被严重削弱。2020年5月14日英共给全国劳动者的公开信中再次强调,在此次疫情中,英国的死亡率比德国高5倍,比中国高150倍。这一结果是几十年来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对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投资不足以及私有化所付出的代价。在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动下,金融服务业在英国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制造业则日益萎缩。同时,在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股东的利润被置于社会和人民的需求之前。大公司和“市场力量”决定生产什么,国家对此并没有全面的计划。这就导致国家没有能力生产应对疫情所需的个人防护装备、检测包和呼吸机。而且,尽管英国有一些世界上最大的制药公司,但在利润导向驱动下,它们在广告上的投入远远超过研发针对致命疾病的新疫苗和治疗方法。

  耶鲁大学法学院法学教授艾米·卡普钦斯基、格雷格·贡萨尔维斯博士认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创造了一个贪婪的以利润为导向的医疗体系,一个对移民和社会过度管束的失序的手段,一个看起来更像新自由主义讽刺画的紧缩政策状态,导致了社会再生产的危机。在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美国的医疗系统只注重利润最大化——为降低医疗成本,人均病床数比中国、韩国或意大利等国家都少;缺少管理病人基本需求的初级保健医生,收费过高的专家却很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医疗费中患者承担的比例一直在增长,到2018年,患者承担的医疗费已超过人均1000美元。急诊室的自费部分平均约为500美元。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医疗系统似乎有这样一种规则,即从病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剩余。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资金(其中一半以上的资金流向了各州、城市和城镇)在过去十年中减少了10%。自2008年以来,地方卫生部门已经减少了超过55000个工作岗位。不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以削减赤字和债务为由,减少向公共卫生体系提供的资金。

(二)新自由主义政策使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社会问题不断加剧

  从经济方面看,资本主义经济呈虚拟化、金融化等特征,经济增长乏力。约瑟夫·贝恩斯和桑迪·布莱恩·哈格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几十年来,资本家们一直在从投资生产性资产转向投资金融资产(马克思称之为“虚拟资本”)。股票回购和向股东派发股息已成为主流,而不是将利润再投资于新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规模较大的美国公司尤其是这样。大量的美国小公司已经陷入困境。对它们来说,利润率一直在下降。其结果是,美国资本的总体盈利能力下降,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这一状况更为明显。

  从政治方面看,新自由主义强调市场化以及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致使公共利益、社会责任的观念和维护社会团结的民主形式受到攻击。“此次危机深刻地表明,资本主义是个缺乏想象力的机器,它只会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旗帜下,运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功绩,不断清除仅存的社会责任、道德责任和政治责任,使市场主导一切成为常识。政治尤其变成了一台战争机器,进一步促使人们习惯于权力的深渊,瓦解任何异议意识、反抗意识与社会正义。”

  从社会方面看,反对政府干预、削弱对工人的支持、打压工会等都使社会问题加剧。新冠肺炎疫情的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教训是,尽管新自由主义者坚持反对政府的干预,但当人们的经济或身体健康受到威胁时,他们会立即本能地向国家政府寻求救助。现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政府不是敌人。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削减了社会福利项目,极大地削弱了对工人的支持,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不平等。美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全国40%的财富,比最贫穷的90%家庭的财富总和还要多,不平等程度至少是196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且现在情况越来越糟。

(三)新自由主义政策使资本主义国家间难以合作

  新自由主义倡导自由化、市场化,反对政府干预。这一主张在国际交往中必然表现为各自为政,难以实现真正的互利互助。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国家以邻为壑、转嫁危机的行为就使世人清楚地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国只考虑本国利益,难以形成互利互惠的合作。其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等政策更是将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一特征发挥到了极致。而在此次疫情发生后,资本主义国家间不仅无法做到守望相助,甚至出现部分国家抢夺他国的抗疫物资的情况。如2020年3月意大利疫情暴发时,美国和欧盟几乎没有向意大利提供任何支持,意大利政府曾遗憾地表示,“没有一个欧盟国家”对其医疗设备的请求做出回应,反而是被美国和欧盟妖魔化的中国、古巴、委内瑞拉等国家伸出援助之手。西班牙海梅一世大学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教授安德烈斯·皮凯拉斯指出,欧盟任由(除意大利以外的)27个成员国自生自灭,甚至从未呼吁各国共同支援“身陷囹圄”的意大利(现在对西班牙也同样不管不顾)。大部分欧洲国家的医疗体系已被击穿,正面临着医护人员数量不足、医疗物资严重短缺的境况,濒临崩溃。几大制药公司“竞争式”研发疫苗,绝口不提“合作抗疫”,甚至还大幅提高了防护用品的市场价格。美国继续对十余个国家进行经济和卫生方面的封锁,其中几个国家已经像伊朗一样深陷疫情危机。

  事实上,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已非常明显。而此次突发的疫情更暴露了新自由主义治下的资本主义的脆弱性,不论是在经济领域,还是在国家治理以及社会领域,都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衰败。在疫情发生后,在鼓吹“自由”“民主”的国家中我们看到许多怪象,诸如截留别国抗疫物资、种族冲突一再上演、资本主义政党之间对抗疫政策不断扯皮,等等。这些都表明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矛盾日益加深,资本主义体系性危机不断深化。

四、管控疫情不作为并推卸责任体现了资本主义的霸权特征

  在疫情发生后,美国、澳大利亚等部分西方国家非但没有采取积极措施来防控疫情,反而试图将本国防控不力导致疫情蔓延的局面归咎于中国。美国原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等西方政客带头发起对华攻击,就病毒名称、源头、捐款和信息共享等问题攻击中国。美国福克斯新闻等大肆散布对中国的不实指责,并就新冠肺炎损害赔偿问题向中国提起荒唐的勒索的诉讼。还有部分西方媒体歪曲中国援助其他国家抗疫的行为,认为其目的是获取更多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对于美国等国家推卸责任、抹黑中国的行为,世界各国左翼学者都进行了谴责,认为这体现了资本主义的霸权特征。

  对于中国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各国左翼学者都进行了高度肯定。西班牙加利西亚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胡里奥·里奥斯指出,中国在地方层面和与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充分履行了责任和义务。此外,中国也带动了全球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此次疫情危机暴露了西方国家政治、社会、工业、技术等方面的薄弱环节。疫情已成为“中国模式”和“西方自由主义模式”之间对抗的功绩。中国在抗疫方面取得的成就获得了广泛认可。

  对于西方国家抹黑中国的行为,很多左翼学者认为其直接目的是将疫情暴发的罪责推诿于中国,以掩盖本国抗疫不力的事实,转嫁国内矛盾。而从根本上来看,这也是为了遏制中国,继续维护资本主义霸权。譬如,《中国日报》美籍记者伊谷然指出,对于美国而言,再悲惨的悲剧也可以被政治化,没有什么灾难因为太可怕而不能被自私利用。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首先,分散人们对美国疫情的注意力。尽管中国和其他国家对疫情采取的防控措施为美国争取了时间,但是美国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应对这场迫在眉睫的灾难。其次,让病毒成为别人的问题。如果新冠病毒能成功地被打上中国特有现象的烙印,那么责任就不在美国。对特朗普这样的自我中心主义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转移责任和挽救他所剩无几的形象。最后,为美国政府和媒体正在进行的反华攻势开辟了一条新战线。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也认为,因中国实力对西方构成了极大的挑战,西方反华宣传的目的就是把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罪责推诿于中国,以遏制中国的发展。其觊觎中国巨大的市场,同时更害怕中国成为已经脱缰失控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现实替代选择。

  多米尼加左派团结运动总书记梅希亚表示,中方秉持团结、人道主义和多边合作的理念,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新范式,与西方个别国家的霸权逻辑和唯我独尊形成鲜明对比。个别势力针对中国发起的舆论攻击与事实不符,完全站不住脚。

  加拿大共产党对西方媒体将疫情归咎于中国的现象进行了谴责,认为它们忽视了下列事实,即中国领导人和医务人员迅速、全面地采取行动,阻止疫情蔓延,并寻找科学的医疗解决方案。在加拿大共产党看来,把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和其他问题归咎于中国完全是美国和加拿大帝国主义所采取的可耻的策略。特别是美国,它认为中国对其在太平洋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军事和经济统治构成了威胁,因而极力寻找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包围、破坏和削弱中国。“我们敦促所有进步力量,特别是有组织的劳工运动,谴责反华种族主义,并在这一困难的时候向中国伸出声援和友谊之手。”

  澳大利亚共产党在2020年2月5日发表声明指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西方国家政府,不仅没有率先向中国提供援助,反而把新冠病毒变成了抨击中国的政治武器。它们利用这种情况助长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意图分裂工人阶级,为其更广泛的政治和军事议程服务。

  以色列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伊萨姆表示,我们高度赞赏中国率先向其他国家尤其是重灾国提供支持和援助的行为,反对个别国家将疫情政治化、利用疫情抹黑中国形象的企图。单打独斗无法战胜疫情,只有团结互助才能渡过难关。

结语

  疫情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社会主义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

  随着疫情的发展,资本主义政府与垄断资产阶级在疫情中的表现让民众无比清晰地看到,资本主义是一种旨在让少数人富裕而非保护多数人的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普通民众的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尤其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受到经济危机或如此次疫情这样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影响时,民众的经济保障、生命安全都会受到威胁。

  而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有效控制了疫情的蔓延,充分展示了制度优越性。在疫情发生后,朝鲜立刻启动国内防疫机制,并将国家紧急防疫体系转为“最大紧急体制”。老挝迅速出台一系列防控举措,遏制疫情蔓延。古巴依靠其全民医保制度和严格的防疫措施,成功控制疫情。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每百万人中古巴只有11人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其邻国多米尼加共和国为203人,美国为647人。越南主动制定防控方案,多措并举,不仅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而且2020年GDP增长速度达到2.91%。在中国,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各级政府及时采取管控措施,众多企业结合自身优势,为抗击疫情提供物资、信息等支持。在抗击国内疫情的同时,中国还向其他国家提供了物资和人员支持,充分展现了促进全球合作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担当和责任。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曾被按下“暂停键”的中国经济日益恢复且稳步发展。2020年,中国GDP达到1015986亿元,首次突破100万亿元大关,增速为2.3%。这一成绩也引发了外媒的关注和好评。韩国《中央日报》指出,“如果用一句话形容2020年中国的经济表现,那就是面对最恶劣环境,交出最好答卷”。俄罗斯“专家”网以《中国再次加速全球经济》为题报道称,中国经济不仅实现令人瞩目的增长,而且为全球经济摆脱新冠病毒影响奠定了基础。就像13年前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一样,中国这次也扮演着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角色。

  两种制度的不同表现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鲜明地昭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方式。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弊端的不断凸显,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追求必将在资本主义国家引起更多的共鸣。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当代资本主义)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报告(2020-202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6月,第98-113页

发布时间:2021-10-14 09: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