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论坛|人文社区|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我的位置 > 首页 > 国外马克思主义
李乾坤: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法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
一场基于《资本论》阅读的思想争锋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在对马克思思想特别是《资本论》的解读上, 形成了以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者为核心的历史主义模式和以阿尔都塞学派为首要代表的结构主义模式。这两个思想传统在这一时期都不约而同地回到了马克思《资本论》以及手稿, 但在解读方法上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路径, 得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这两个传统在西方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 与各自国家的历史形势密切结合, 深刻地形塑了两国左翼理论延续至今的不同特征, 书写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宏观角度对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的比较性研究, 在我国有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敏锐地把握到并展开了研究。在历史上, 德法的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曾经针锋相对地发生过激烈而深刻的思想交锋, 深入到这些争论内部, 倾听两条思想传统间的相互评价, 对于我们今天重新审视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两条重要线索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 更对我们今天学界方兴未艾的《资本论》哲学研究大有裨益。

十分有趣的是, 50年前, 德法的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两个传统的代表人物就曾发生正面交锋, 这一事件成了两条传统对话相互碰撞的标志。下面我们就从这个故事开始, 展开对这一思想史公案的研究。

一、发生在法兰克福的一次直接交锋

1967, 时值《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00周年, 在法兰克福大学召开了一次以《资本论》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 年仅31岁的普兰查斯作为法国结构主义的代表“只身闯曹营”, 与以伊林·费切尔、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恩内斯特·曼德尔为代表的德国 () 学者发生了一次极为重要的论争。这次论争可以视作德国的历史主义和法国的结构主义在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直接对话。在这次研讨会上, 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普兰查斯非常忠实地展示了他的老师阿尔都塞的理论。在他所做的题为“理论与历史:关于《资本论》对象的简短评述”的报告中, 普兰查斯全面地阐述了阿尔都塞学派对《资本论》相关问题的基本态度和观点, 并毫不客气地对德国的同行们发难。他的发言获得了德国同行们的激烈回应。这成为50年前的这场研讨会上的一个最大亮点。

普兰查斯在他的报告一开始就告诉大家, 他所要探讨的就是《资本论》的理论对象问题。如何对理论对象进行创造性的定义, 决定了问题式的创造性。

普兰查斯首先批判了两种对《资本论》的解释方式:经济学的和历史的解释方式。这两种方式, 一个将《资本论》视作一种“抽象的”经济理论;一个将其视作“具体”历史的研究方法。而这两种解释, 在普兰查斯看来, 都是立足于一种主体性的历史主义问题式。这种以一个居于核心位置、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为出发点的历史主义问题式, 导致了一种循环的“总体性”。这一问题式在认识论上的后果就是将思辨的黑格尔的理论结构, 最终以一个循环的社会总体性为基础的“总体”作为了中心的主体和历史的原则。

其次, 普兰查斯进一步指出, 历史主义的问题式因为不能够在真实的对象及其概念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区别, 因此, 既可以产生黑格尔意义上的思辨建构, 也可能产生一种经验主义的建构。在这个意义上, 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经济主义其实只是历史主义的一个变种。而这一点, 在第二国际那里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出来。对《资本论》的这种历史主义问题式, 将《资本论》视作一种形成了同质性的经济领域的给定性的“模型”, 其他的经济形式只是这一模型的纯粹“具体化”、“现实化”。

最后, 普兰查斯指出, 历史主义的阅读方式将《资本论》等同于了黑格尔的著作, “历史主义最终建立在一个中心的主体之上, 这一主体或隐含或明显地作为线性发展的原则。”在做出这一判断之后, 普兰查斯搬出了他的老师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解读方式, 指出, 历史主义和人道主义一样, 都是为了脱离青年马克思认识论断裂之前的意识形态阶段, 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理论恰恰是反历史主义和反人道主义的, 也就是反对一种能动性的、具有主导性的主体的存在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贯彻的方法正是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发生的断裂之后的“科学理论”, 在认识论上恰恰是无主体的和多元决定的。普兰查斯是这样表述的:“正如路易斯·阿尔都塞所指出的, 承载了对不同生产方式的分析的《资本论》中的认识论原则, 不是简单地作为对社会整体不同层面表现出的总体的原则, 这一原则是从一个被理解为本质的中心主体出发;而是作为一种前统治的结构原则。”“人”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那里, 仅仅是在生产之中的结构的承担者而已了。

在普兰查斯结束了他的报告之后, 此时还几乎是第一次直接遭遇法国结构主义解读方式的德语学界的学者们显然受到了震动, 迅即向普兰查斯发难。作为普兰查斯报告的主持人的恩内斯特·曼德尔就连提五点评论回应了普兰查斯。这些观点归结起来, 就是反对结构主义将历史的维度排除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分析, 强调马克思那里所清晰而明确具有的历史观念, 而且认为, 一切理论观点也只是历史和社会决定的产物。对认识论断裂说, 曼德尔也持反对意见。以异化问题为例, 曼德尔认为, 青年马克思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异化到《大纲》和《资本论》, 恰恰完成了一种历史决定的和具有限定性的转变。在曼德尔之后, 伊林·费切尔则质疑了普兰查斯的“历史主义”的内涵, 并强调“历史主义” (Historismus) 在思想史中, 其实只是在黑格尔之后出现, 在狄尔泰等人那里被使用的概念。普兰查斯则指出, 他所说的历史主义特指以一种居于叙述核心位置的主体为前提的方式, 并指出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的观点, 即个体与自然的关系构成了社会的根基, 其实就是一种历史主义的叙述方式。施密特当然不能同意这一批判, 他反驳说, 普兰查斯没能区分清楚唯心主义的主体性、主体概念和历史过程的不同, 最终将主体简单等同于个体活动, 从而也将物化的过程和一种形而上学的东西混淆在了一起。

普兰查斯此后则进一步强调了意识形态和科学理论的区别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特征, 还和盘托出了结构主义在方法论上对拉康的主体的“去中心化” (Dezentration) 的继承。而施密特则反戈一击, 首先以在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研究中恰恰预设了一种无历史的前资本主义状态为例, 认为结构主义的反历史主义带有重大的问题。施密特继而通过列举马克思的大量文本, 指出成熟时期的马克思思想深受法国复辟时期史学的影响, 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以及与查苏利奇的通信中, 更非常清楚地阐明了他对历史过程的看法;同样, 这一问题在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大纲》中的社会形态理论上更为清楚地表现出来。施密特的一通狂轰滥炸大概使得普兰查斯一时失语。而后, 来自民主德国的弗里德里希·贝伦斯缓和了一下尴尬的气氛。他肯定了结构主义的研究的重要意义, 这尤其体现在分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中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发展的综合体上。但贝伦斯同时也指出, 结构主义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 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力图去做的就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规律, 从而证明从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动力学基础, 但是结构主义对历史维度的排斥恰恰割裂了这一基础。普兰查斯则回到列宁那里, 认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恰恰超越了历史性, 是对历史主义的胜利。但曼德尔敏锐地回击道, 其实十月革命恰恰是历史主义的胜利, 没有世界资本主义和俄国的一定历史条件, 十月革命是不可能的。

在讨论的最后, 费切尔认为, 普兰查斯对在场的讨论者的抨击其实并未切中要害。因为施密特等人要证明的是, 黑格尔的方法在马克思那里只是理解现实关系的手段, 并非外在于、先在于现实的形式;而马克思所运用的方法也并不是要将现实本体论化。最后, 在“主体”问题上, 费切尔总结道, 或许不存在一个中心的“主体性”, 但是在任何理论中, 包括在马克思主义之中, 都存在某种处于中心的“主体” , 这种主体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出的社会关系的总和。

我们看到, 德法两方没有取得任何一致。这场争论暴露了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在直面这些问题之前,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拓宽这一论争的范围。因为这些问题其实在这次标志性的论争前后, 已经更为深刻地蕴含于德法两国学者的研究之中。

二、阿尔都塞对历史主义的批判

发生在法兰克福的这场思想争锋, 恰恰成了两大思想传统之间相互碰撞的一次具体的“事件”。在这一“事件”背后, 两条思想传统之间的相互批判与在《资本论》解读之上的话语争锋, 就并非偶然了。在这场论争发生两年前的1965, 在阿尔都塞及其弟子发表的《读资本论》中, 就已经明确批判了历史主义的理解模式了。

在《读资本论》中, 阿尔都塞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主义”的主张。这一主张实际上延续了他在《保卫马克思》中的基本立场, 对历史主义的批判是与对人道主义的批判同时进行的。而他的批判对象, 首先是意大利和法国的马克思主义阐释中的历史主义倾向, 尤其是葛兰西和萨特。在阿尔都塞看来, 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都是建立在马克思认识论断裂之前的“意识形态问题式”之上的。阿尔都塞指出, “从理论的角度来说, 马克思主义由于是在唯一的认识论的断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所以同时既是反人道主义的又是反历史主义的。”与意识形态的问题式相对立的则是科学的问题式, 二者间的断裂产生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科学的问题式的特点, 就是“多元决定论”。

阿尔都塞认为, 历史主义的产生源自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所带来的思想效果上。他将这一阐释模式的源头锁定在卢卡奇、柯尔施和葛兰西, 即源自于对第二国际机械决定论的批判以及对革命能动性的诉求。在文本讨论上, 阿尔都塞没有强调那些“可以清楚听到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回声”的青年马克思的文本, 而是重点围绕《资本论》和《1857年导言》这两个文本的历史主义阅读方式进行了评论。阿尔都塞将这种阅读方式划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对产生全部历史科学对象的条件的说明。”这种阅读方式将一切社会科学的和历史科学的对象视作历史生成出的结果, 与此同时, 对这一结果的认识活动本身也是历史的被给予的产物。对象与认识活动之间因此存在一种规定了历史对象的全部认识条件的“历史现实存在”的“同时代性”。历史主义的第二种阅读方式在阿尔都塞看来, 则是“为了使现实存在的自我意识不再成为主观的, 这个现实存在必须能够进行自我批判, 以便达到科学自身。”这种阅读方式是对第一种阅读方式的批判性推进, 如果将一切认识活动框定为对特定历史现象的认识, 那么这种认识的结果就不会具有普遍性, 这样的认识只能看到以特定时代的方式为特定的认识生产的东西。因此, 认识就需要具有自我批判的能力。进一步地讲, 对当前现实存在的批判性认识的“自我意识形式”, 内涵了对过去历史的认识。这样, “真理通过现象公开地被阅读出来”, 现象之中就包涵了真理。

历史主义的这种阅读方式, 在阿尔都塞看来, 尤其体现在对价值形式、商品以及劳动的概念的解读上。历史主义在对《资本论》的阅读中, 认定了“现实存在同过去相比在认识论上居于合法的优先地位”。我们可以这么说, “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的表述, 就最集中地展现了这种历史主义的阅读方式。最后, 阿尔都塞打出了他的底牌:历史主义的阅读方式“把《资本论》阅读为全部经济范畴从最初的范畴如价值范畴和劳动范畴开始的逻辑-历史的演绎。这样, 《资本论》的叙述方法就同概念的思辨起源混在一起了。”

以上便是阿尔都塞对历史主义的《资本论》阅读方式的基本批判。在此之后, 阿尔都塞还将葛兰西作为“绝对的历史主义”的典型代表, 指出, 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规定, 就是理论“在现实历史中的实践作用”。这种模式批判一切“书本”马克思主义者, 强调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 然而, 历史主义的模式却 (1) 单单强调了历史, 忽略了唯物主义并将唯物主义打上了形而上学的标记而放弃掉; (2) 只强调了历史唯物主义而忽略了辩证唯物主义; (3) 将历史唯物主义等于了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葛兰西那里, 马克思的历史概念, “即关于马克思理论同现实历史关系的理论的‘历史主义’概念。”也就是说, 在历史主义之中, 理论和历史、实践混同在了一起。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历史主义的批判, 可以被视作对马克思的历史主义解读方式的一种批判。

我们可以对阿尔都塞对历史主义的批判进行一个总结。

首先, 阿尔都塞在根本立场上就是要建立起“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 也就是对辩证唯物主义传统的强调。因为只有在辩证唯物主义传统中, 一种主体性的意识形态性的内容才能够被排除。也就是说, 阿尔都塞坚持的恰恰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框架的划分。所以在阿尔都塞看来, 以葛兰西为代表的历史主义没有看到马克思思想进程中的“意识形态断裂”, 他们“用同一个术语将历史科学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 同马克思主义哲学 (辩证唯物主义) 统一起来”, 从而也延续了和旧的宗教无区别的意识形态模式。将哲学历史化, 也就将哲学降低为了历史方法论。

其次, 阿尔都塞更进一步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阐释所带来的后果。他认为, 在历史主义阐释中, 马克思主义理论被降低为“经济实践和政治实践的统一, 降低为‘历史实践’的中心, 降低为‘现实’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整体变成了黑格尔整体的变种。”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和科学之间存在着决然的“断裂”的立场便展现出来。也就是说, 历史主义对马克思的阅读方式, 实际上就是将科学等同于历史, 而将历史等同于意识形态的历史, 而且, 还是“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已经看到, 阿尔都塞也否定黑格尔的逻辑学对于马克思经济学建构的作用。这是非常重要的批判, 因为这一批判和由列宁强调过的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马克思的《资本论》之间的密切关系相抵牾。

除了在理论上, 阿尔都塞在批判历史主义的同时也认可了历史主义的合理性及其进步意义, 但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好处是以它们所带来的某些逻辑的后果为代价的”。在实践上, 历史主义 (人道主义) 在经济上和政治实践中, 就容易表现出唯意志论和唯心主义的倾向。这一点, 阿尔都塞所要批判的首先是斯大林主义。当然, 这一批判在几年后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面前, 似乎又彰显出了更多的真理性。

以上就是阿尔都塞对历史主义批判的基本观点。而历史主义对结构主义的批判, 则由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系统地完成。

三、《历史与结构》: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的回应

1967年的论争之后, 阿尔弗雷德·施密特就开始着手写作针对结构主义阐释模式的论文。这些论文最终汇集在《历史与结构》一书中, 1971年出版。施密特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中唯一从事于经典唯物主义理论研究的思想家。我国学界对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1962) 一书已经不再陌生, 但是对《历史和结构》一书则鲜有研究。这部著作可以视作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历史主义思潮对法国结构主义思潮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回应, 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德法两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两条传统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文献意义。

《历史和结构》一书的副标题, 就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问题”。而在这部由数篇短文组成的文集中, 贯穿其中的主题, 就是对结构主义的批判与对黑格尔主义-历史主义方法的阐述。施密特开宗明义, 在他看来, 由于“社会科学数学化”的趋势, 对历史的忽视, 历史意识的缺失, 已经成为现代的一个关键现象;而这种现象, 在阿多诺的解释中, 恰恰是普遍从属于交换规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必然, 因为交换本身按照阿多诺的话说就是“非时间性的东西”, 分析哲学就是这种现象的产物。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中所贯彻的历史意识, 正是阿尔都塞所代表的结构主义阐释模式所批判的。在施密特看来, 源自科学方法论的结构主义恰恰缺失了历史意识。但是施密特也并没有完全否定结构主义, 他对结构主义的理论意图作出了一个恰当而准确的同情式理解:“它 (阿尔都塞派的马克思主义) 致力于一种社会结构的转变过程的理论, 在这种理论中, 给予同时性高于历时性的方法论上的有限地位, ”但是与此同时, “这就意味着那些关于历史经验的内容的问题只是粗略地被论及, 或者从一开始就被贬低了。”在提出了这一判断之后, 施密特用了大量的笔墨来叙述历史主义模式的基本特征。这些特征总结起来, 就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认识之中的逻辑的方法与历史的方法的统一。这种统一体现在认识过程对于客体的相对自主性, 认识绝非简单的再现历史过程。就是在这个意义上, “认识的进展同事件的发生过程的顺序相平行。”逻辑的东西具有对历史的东西的优先性, 否则这种认识就将成为历史编纂学。施密特进一步指出,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分析首先始于商品。马克思将其作为科学的出发点, 就是在一种逻辑顺序之上对历史过程的揭示。在这个过程中, 还涉及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思辨辩证法中的研究和叙述的关系问题。

在对历史主义特征的阐述中, 施密特强调了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批判关系。这种关系展现在其方法特征的多个方面。而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样一句判断:“马克思以不同于黑格尔但又受惠于黑格尔的方式, 把历史过程的主观-客观的‘二重性’置于自己思考的中心。”其实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 施密特所强调的黑格尔意义上的主、客观同一的“二重性”, 正是由西方马克思主义开拓者卢卡奇、柯尔施乃至葛兰西所奠定的原则, 这一点阿尔都塞的指认很准确。施密特所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 跨过了他们的老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坚定的反黑格尔的立场,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开辟的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相衔接, 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思想史现象。这一问题受主题所限在这里不做专门展开。

正是在对逻辑的和历史的方法的阐述上, 结构主义认为, 《资本论》中并不存在一种不顾前后的历史主义, 这一点施密特是完全赞同的。然而, 针对阿尔都塞等人对黑格尔辩证法在马克思经济学中建构作用的否定, 并认为马克思是“在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 施密特则明确批驳这种看法完全没有文本上的证据。因为文本事实是, 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一直到《资本论》, 多次强调了他对黑格尔辩证法 (逻辑学) 的运用。故而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最大的纷争点就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运用的方法的理解之上。施密特指出, 历史主义的解读模式并非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理解为完全对应于历史过程的叙述, 而是运用了一种深刻的辩证方法:“在《资本论》中实际上未真正按历史过程进行论述……像黑格尔一样, 马克思发现这类知识由抽象到具体, 由普遍到特殊有条不紊地发展。”

这种方法上的冲突具体表现在对《资本论》中基本范畴的理解上。针对阿尔都塞将交换价值强调为一个特定、具体的总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 施密特强调, 马克思并未将此当作一种超时性的方法论准则, 而只是以此考察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货币和价值形式这些简单经济范畴, 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关系的观念把握, 思想中的范畴应和现实的生产过程相区分。阿尔都塞尽管承认这一点, 但与此同时, 施密特指出, 阿尔都塞“坠入了思辨唯心主义 (他如此大叫大嚷地抨击的正是同样的内容) ……即从一个逻辑定义的整体的永恒存在出发, 是科学的, 因为, 将一个构成的客体同现实的 (即历史的) 客体区别开来, 只有在现存的思想内方能表达清楚, 因此仅是一种虚幻的区别。”在马克思那里, 交换价值这一类简单的范畴, 只有在“充满前提的总体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实现”。这也就是说, 在马克思那里, 辩证法总是在一定界限之内方才具有真理性。这是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最重要的原则。施密特在这里对历史主义方法与历史意识的强调, 就是归结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从简单上升到复杂的方法;也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所强调的“抽象力”的运用。这里更涉及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之间的关系问题, 对研究对象的范畴表述, 似乎是一种类似于“先验的结构”的体系了。但体系的逻辑展开建立在对历史的充分把握之上。正因此, 施密特还指出:“谁认清了《资本论》中历史与‘体系’之间的客观矛盾关系, 谁就不会混合、同一或者分离历史的与逻辑的东西, 反而将按照认识过程在那时所达到的水平, 寻求确定这些要素的分量和位置。这肯定是一个困难的任务, 它是一个结构主义马克思学的学者几乎不能提出的……”换言之, 施密特认为, 在历史主义的方法中就已经蕴含了辩证唯物主义, 在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分析时, 历史与逻辑的方法是缺一不可的。

面对阿尔都塞对葛兰西的历史主义的批判, 施密特也提出了反驳。阿尔都塞将葛兰西的方法认定为一种“绝对的历史主义”, 并认为葛兰西深受克罗齐的影响。对此, 施密特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施密特首先揭示了, 在葛兰西对思辨知识的理解中, 区分了现实的历史和历史编纂学, 而这种“历史编纂学”“没有蜕化为毫无精神的编年史, 而同历史的结果相一致, 因此不会为抽象的社会规律牺牲掉个人和个别事件的特殊性与不可重复性。”但是, 历史编纂学是在一种“不太高的抽象水平上发挥作用的”, 一旦它抛弃了具体历史与经济学内容, 就会陷入机械性的公式之中。葛兰西的历史编纂学恰恰避免了这种机械性。此外, 针对阿尔都塞对葛兰西思想中的克罗齐因素的批判, 施密特认为, 葛兰西与克罗齐思想中的神秘主义因素完全不相干。和克罗齐不同, 施密特指出, “在克罗齐的意识形态之中, 黑格尔的‘否定性’失去了它的风味……相反, 葛兰西的科学的历史主义显示出, 它依然向这个过程的客观性开放。”总的说来, 施密特高度肯定了葛兰西的意义, 认为“葛兰西将新的生命注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哲学内驱力中, 而后者正经受粗陋自然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正统论和苏维埃俄国的正统论的损害……”可以看出, 施密特以及施密特所辩护的葛兰西对历史主义方法的推崇, 正是对第二国际的和斯大林的正统论中的机械主义的批判———这恰恰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直接诱因。同样在这个问题上, 结构主义的解读模式确认为历史主义的解读模式恰恰因其内涵的主体性, 而丧失了客观意义上的科学性, 进而造成了如个人崇拜这一类在实践中产生的现象。

四、结语:对《资本论》中哲学方法的当代重思

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 从更宏大的视野来看, 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中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条不同路径的冲突。这两条传统有着不同的方法论来源和社会历史背景。历史主义的方法论来源主要是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一代思想家所中介的黑格尔主义方法, 它要面对的历史问题, 是寻找革命主体。而结构主义的方法论则来源于20世纪后的现代科学方法论, 它要反对的恰恰是主体性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性。结构主义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建立在一种超越性决定的结构的把握之上, 认为这样才能摆脱主体性的唯心主义危险。这一批判有一定的道理。在1968年红色五月风暴上展现的激情与忧郁, 恰恰证明了这种以主体性为核心的总体性的马克思阐释的无力。但另一方面, 德国学者的历史主义立场更为全面地把握了马克思的文本。在历史主义的解读模式中, 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这样针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辩证方法的总结, 也有马克思社会历史形态理论的支撑。结构主义在指出了马克思思想所具有的客观性的科学本质的同时, 也夸大了超验结构的作用, 甚至脱离了马克思的文本, 塑造了一个形而上学的悬设的结构。

正是在历史主义与结构主义思想争锋的语境中, 1965年———阿尔都塞的《保卫马克思》和《读资本论》发表的这一年, 从法兰克福学派中生发出来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也开始了其在《资本论》价值形式的辩证法问题上的研究。有趣的是, 阿尔都塞学派对人道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 或许促成了新马克思阅读直接立足于成熟时期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 与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阐释划清界限的原因———而德国历史主义的方法, 则在新马克思阅读对价值形式的研究中, 在更深的层次上转化利用了。也正是在价值“形式”及其意识形态结构 (法律形式、国家形式) 的研究之上, 新马克思阅读与阿尔都塞学派的结构主义 (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再生产) 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契合甚至在某些方面超越了阿尔都塞学派。

在当代重新审理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基于马克思《资本论》的争论, 重要的是在这场论争之中揭示出了哪些对于我们理解思想史, 理解马克思思想至关重要的东西。通过这场论争我们发现, 历史主义和结构主义之争, 在根子上还是涉及那个我们总也绕不过去的问题, 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主体性和客体性问题。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正是我们当今的《资本论》阅读和深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关键。回顾这一论争, 为我们提供了绝佳参考。(注释略)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天府新论》2017年第5,

 

发布时间:2018-01-10 09:3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