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论坛|人文社区|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我的位置 > 首页 > 国外马克思主义
邰丽华:当代西方学者《资本论》研究的新趋向

 

 

一、引言

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很长一段时间, 由于销售与传播的情况不理想, 西方社会对马克思和《资本论》的反响不大。大约一年时间以后, 有十多家德国报纸出版了《资本论》的书评和简介, 更多的报刊发表了广告和序言, 对《资本论》的关注逐渐增加。而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出版发行后, 一场持续时间久远、影响范围广泛、参与人员众多、理论观点各异的《资本论》研究在西方社会正式拉开了帷幕。

20世纪80年代初, 西方学者的《资本论》研究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 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涉及人物、基本观点或主要流派的介绍, 缺少关于西方社会《资本论》的研究现状、特点、规律或趋势等总括性研究成果。有些国内学者关于西方学界《资本论》研究历史阶段的归纳, 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国内的《资本论》研究领域有较大影响。其中“分期论”可以作为西方学者关于《资本论》总括性研究的重要尝试,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两阶段论”“三阶段论”和“四阶段论”等。

裴小革是“两阶段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 《资本论》一方面批判地揭示了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 另一方面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科学因素, 对于分析当代世界与现实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他将西方学者的《资本论》研究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第一卷出版后直至十月革命之前, 以及十月革命尤其是20世纪20-30年代后。他认为, 在第一阶段, 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态度, 可以概括为“用沉默来抵制, 用批判来否定”;而在第二阶段, 西方学者则开始采用“研究”的立场, 甚至还对《资本论》做出了一些肯定性的结论。裴小革在坚持西方学者《资本论》研究“两阶段论”的基础上, 多次撰文强调《资本论》的学术性、科学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严正和魏埙等人持有“三阶段论”的观点。如严正认为, 1867年到19世纪末、19世纪末到20世纪20-30年代以及大萧条之后这三个历史时期, 西方学者的《资本论》研究, 经历了“沉默抵制”“公开攻击”到“和解的姿态”。他一再指出, 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赞颂与和解态度, 是一种温柔的扼杀, 值得警醒。

魏埙的“三阶段论”认为, 1867年到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 西方学者大肆歪曲和攻击马克思经济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从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滞胀”到20世纪80年代, 西方学者开始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感兴趣, 并逐渐掀起热潮;20世纪80年代末苏东剧变以来, 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热度有所减弱, 但研究仍在继续。

陈韶华、郭广迪将西方学者的《资本论》研究划分为四个阶段, 即从《资本论》第一卷问世到“大危机”爆发、从“大危机”爆发到冷战开始、冷战时期和冷战结束之后。他们认为,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长期动态分析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对西方经济学本身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因而, 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越来越重视, 研究也越来越客观。

关注西方学者的《资本论》研究, 说明我国在《资本论》研究领域具有了日益广阔的国际化视野。但是, 由于《资本论》涵盖了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甚至包括天文学、数学等学科和知识, 作为一部实至名归的百科全书, 体系宏大、内容庞杂、方法多样、观点众多, 争议频发, 且目前仍然没有停止争吵的迹象。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局面, 全面、准确、客观地理解与把握《资本论》文本以及他人的研究成果, 绝非易事。而国内学界关于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研究不同阶段的划分, 以及不同时期研究特点的归纳, 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但仍不免有简单化与教条化之嫌。按时间顺序对西方学者的研究进行分期的作法具有一定的主观随意性, 针对不同历史时期西方学者不同观点的概括, 无法动态、全面和客观地反映《资本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事实上, 100多年来, 西方学者对《资本论》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 当否定的声音甚嚣尘上之时, 肯定的观点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当《资本论》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得到力捧之际, 批判与质疑的观点亦未曾绝迹。因此, 笔者无意就西方学者的《资本论》研究提出新的历史分期, 也无法精确归纳与总结不同历史阶段的研究特点。笔者尝试在借鉴他人优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当代西方学者关于《资本论》研究的主要倾向进行概要性分析。

二、西方学者《资本论》研究的主要趋向

自第一卷出版至今150年以来, 西方学界的《资本论》研究, 始终呈现参与人员众多、历史背景复杂、理论观点各异、对立冲突不断、研究高潮与低谷起伏交错等系列特征。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态度, 可以大体呈现出“整体性否定”“沟通与融合”及“超越式改造”等三种主要倾向。1867年至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 “整体性否定”的趋向占据上风;二战期间及战后很长一段时间, “沟通与融合”的趋向日甚;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 《资本论》研究的新趋向突出表现为“超越式改造”。

() 整体性否定的趋向

西方学者对劳动价值论的批判, 掀起了整体性否定《资本论》的序幕。他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 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根基, 劳动价值论如果能被驳倒, 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就不攻自破。于是, 长时间、大范围、重火力地批判劳动价值论, 成为一些西方学者不遗余力的努力方向。随着1894年《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 西方社会对《资本论》的整体性否定渐入高潮。如有学者提出, 劳动价值论存在逻辑错误及理论与现实经验不相符, 认为《资本论》第三卷关于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论述, 否定了第一卷的价值规律, 马克思的理论体系由于这一逻辑缺陷而自行破产;也有学者认为, 《资本论》中关于商品价值的分析逻辑、使用价值概念的界定、劳动力商品理论的论述等均存在逻辑错误,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不能成立, 并试图以此为基础否定整个《资本论》的理论体系, 进而实现推倒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目的。

西方学者通过制造两个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与其他经典作家对立的方式, 是对《资本论》进行整体性否定研究的另一表现。如有人提出, 青年马克思与成熟期马克思互相对立。他们认为, 青年马克思属于真正的马克思, 马克思在成熟时期写作完成的《资本论》, 则违背了青年马克思的思想, 应该彻底否定;还有学者提出, 作为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的研究成果, 《资本论》第三卷的有关论述与马克思的第一卷相互对立。恩格斯篡改了马克思的理论, 二者的观点是对立的;也有学者把马克思与列宁对立起来, 认为列宁修正而不是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 由此制造了苏联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对立。

西方学者关于《资本论》已经过时的结论, 也属于对《资本论》整体性否定的研究类型。在经济思想史上, 关于《资本论》过时论的观点并不新鲜。斯密的二元价值论或多元价值论为《资本论》过时论的观点埋下了伏笔。庞巴维克、熊彼特、萨缪尔森等人基本继承了斯密的这一看法, 但在具体分析上略有区别。如萨缪尔森认为, 劳动价值论忽视了物品的效用和土地资源稀缺等现实问题;庞巴维克和熊彼特等人提出, 劳动价值论剥夺了自然力在生产和分配中的地位, 应该被放弃;二战后, 一些西方学者将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普遍应用以及生产自动化的出现作为劳动价值论过时的有力证据;与此同时, 面对工人工资不断增长以及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的现实, 有些西方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工资理论与贫困化理论已经过时, 甚至提出工人阶级已经消亡的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 西方学者主要针对第一卷与第三卷的关系, 从逻辑错误、与经验事实不符等角度, 对《资本论》提出了批判与质疑。西方学者“整体性否定”《资本论》的研究趋向, 并不意味着全盘抛弃马克思的经济学。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他们对《资本论》中的一些具体论述, 尤其对第二卷的内容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借鉴。西方编辑出版的有关经济思想史的教材或著作, 基本都为马克思经济学保留一定的篇幅, 有些西方学者长期致力于转型问题的研究, 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 西方学者“整体性否定”的研究, 与主张彻底放弃《资本论》不是同一概念。

() 沟通与融合的趋向

20世纪20-30年代的大萧条, 为《资本论》和马克思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转机。凯恩斯理论的盛行以及美国罗斯福新政扭转经济颓势的成就,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学者对《资本论》整体性否定的态度, 他们采取了相对比较客观和缓和的方式, 一方面, 在坚持认为《资本论》和马克思经济学存在局限与不足的前提下, 逐步放弃《资本论》错误论、过时论、无用论等观点和主张;另一方面, 致力于将《资本论》与主流经济学和异端经济学进行沟通与融合, 试图改造、重构、发展或创新《资本论》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研究方法的沟通与融合。有西方学者提出, 马克思与凯恩斯都采取总量的分析方法, 二者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有人将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与马克思的《资本论》进行比较, 提出二者都运用了抽象分析法, 在研究方法上有共同点;有人认为, 凯恩斯发展了马克思的经济学, 而马克思则奠定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也有学者从更加宏观的层面上谋求马克思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的对话, 认为二者的共性在于, 一方面彻底放弃萨伊定律, 另一方面则充分论证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

其次, 研究主题的沟通与融合。如有学者认为, 马克思与凯恩斯都以宏观经济作为研究的主题, 他们一方面粉碎了西方经济学界长期流行的所谓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的萨伊神话, 另一方面预见了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因此, 如果说凯恩斯开启了西方经济学的宏观分析范式, 马克思则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又如, 有学者提出, 马克思与斯拉法共同遵循古典经济学的剩余传统, 都在寻求与解决商品价值如何决定。但是, 前者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 无法解释《资本论》第三卷与第一卷之间的矛盾、无法说明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以及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后者通过标准商品体系建立的不变价值尺度, 以简单明了的方式说明利润向平均利润、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因此, 他们呼吁按照斯拉法的思想研究马克思, 既能够解决转型问题的困扰, 又可以避免对劳动价值论的指责与非难。

再次, 理论观点的沟通与融合。以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为例, 有西方学者将其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比较, 认为二者之间存在共性。有学者将马克思作为里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的理论先驱。也有人明确提出, 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模型是哈罗德和多马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再以经济周期理论为例, 有西方学者认为, 凯恩斯的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基本等同于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 同时, 凯恩斯关于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析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如出一辙。也有学者提出, 哈耶克继承了马克思关于资本过剩的分析, 他对资本主义周期的描述, 与马克思的主张非常接近。

总之, 对马克思和凯恩斯、斯拉法等人的“比较”研究, 是西方学者关于《资本论》研究的重要特征, 也是自20世纪中叶开始的“沟通”马克思经济学思潮的重要标识。

() 超越式改造的趋向

20世纪60年代至今, 西方学界改造与重构《资本论》的研究渐入高潮。有的学者从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现实变化的角度, 着手修正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如围绕着劳动价值论展开的讨论及形成的各种不同观点;有的学者则试图重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传统, 包括续写“六册计划”的各种努力。“超越式改造”成为《资本论》研究的主流趋向, 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改造《资本论》中的概念和术语, 如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用“经济剩余”取代“剩余价值”的尝试, 他们认为, 改造剩余价值的概念, 用新的术语取而代之, 可以避免或减少围绕着《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争论。事实上, 他们将经济剩余划分为“潜在的经济剩余”“实际经济剩余”和“计划经济剩余”等三种形式的作法,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又引发一系列新争议;再如, 迈克尔莱·莱博维奇主张重塑《资本论》中有关财富、雇佣工人、生产劳动等概念术语。他认为, 财富不仅仅包括物质层面的含义, 人本身尤其是劳动者也是财富。马克思从抽象角度对雇对佣工人的界定, 忽略了其年龄、性别、民族、种族、宗教信仰、生活习惯、地理方位等具体特点。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定义, 将养育子女、洗衣做饭等家务劳动排除在外的做法有失片面;又如, 有学者提出, 不能简单地将原始积累归属于资本主义的史前时期, 其作为一种不断重复和持续进行的过程, 不仅贯穿于资本主义的始终, 而且一直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卫·哈维提出了原始积累的替代性概念“剥夺性积累”。所谓剥夺性积累, 主要特征包括掠夺、欺诈和盗窃, 其在体制机制、手段形式、范围领域、影响后果等方面, 与马克思关于原始积累的分析相比, 有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哈维认为, 新自由主义的盛行, 将剥夺性积累推入新高潮, 同时引发全球性的反资本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其次, 改造《资本论》中的理论原理或主要结论。如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提出,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已经不再适用于高度垄断的资本主义社会, 必须给予术语的替换, 他们分析了“经济剩余”的内涵种类、如何产生、怎样吸收等问题, 主张用经济剩余增长规律取代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 并将其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他们认为, 随着经济剩余的不断增长, 其消化与吸收日益困难, 因而资本主义必然产生萧条和衰落的周期;再如, 迈克尔·莱博维奇认可劳动生产率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关系, 但他强调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主要推动力量, 雇佣工人理应与资本家一道得到回报。也就是说, 资本主义社会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水平, 既可以让资本家受益, 也可以让雇佣工人受益。他的这一结论彻底颠覆了工资与利润此消彼长的古典经济学传统;另外, 美国次贷危机后, 关于经济危机的产生根源、传导机制、危害后果等问题成为西方社会的研究热点。一些学者认为, 利润率下降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罗伯特·布伦纳、克里斯·哈曼、安德鲁·克里曼、弗朗索瓦·沙奈、阿兰·弗里曼和路易斯·吉尔等人是这一观点的坚定支持者。

再次, 改造《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如莱博维奇质疑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他认为,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分析, 不能为资本主义的持续存在提供合理解释。因为按照马克思的逻辑, 只有当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 资本主义才可能被超越。而这一分析方法似乎给我们以这样的暗示:即在社会制度发生更替的过程中, 除了等待生产关系由于制约生产力发展而被自行突破的那一刻以外, 人们别无其他选择。莱博维奇认为, 马克思对生产力首要性的强调, 忽略了生产关系的反作用, 忽略了雇佣工人的主体地位, 忽略了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因此, 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增长的人类需要, 是决定社会历史变革的重要力量。正是由于人的社会需要的变化及满足需要程度的提高, 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 而资本主义的灭亡也是人的社会需要无法得到满足的必然结果。莱博维奇强调用人类需要的首要性取代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 这是主观研究方法对客观研究方法的改造, 也是唯心主义方法论对唯物主义方法论的替代。此外, 约翰·罗默为了追求马克思理论的所谓精密度和准确性, 运用新古典均衡分析方法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利润率下降理论、再生产和经济危机理论等的数学模型化构建, 是利用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改造《资本论》研究方法的主要例证。

三、主要结论

本文着重探讨当代西方学者关于《资本论》研究的最新动向。与部分国内学者注重历史分期的总括性研究不同, 笔者以西方社会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基础, 总结提炼当下西方社会关于《资本论》研究所呈现的“整体性否定”“沟通与融合”及“超越式改造”等三种主要趋向, 以期全面、客观、准确和动态地反映西方社会《资本论》研究的最新进展。笔者认为,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整体性否定”“沟通与融合”及“超越式改造”等三种趋向不存在明确和清晰的时间界限, 三者之间也不是非此即彼、排斥或对立的关系, 而是呈现相互混杂、彼此共存、交叉影响的状态。也就是说, 当多数西方学者从整体上否定《资本论》的时候, 仍有一部分人对其持肯定与辩护的立场;20世纪70年代, 沟通与融合的倾向占据优势的时候, 坚持《资本论》过时论或无用论观点的西方学者也大有人在;同样, 美国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在西方社会引发新一轮《资本论》热议的当下, “整体性否定”的观点、“沟通与融合”的尝试以及“超越式改造”的企图仍然交织在一起。需要强调的是, 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并未涉及上述三种趋向是否发展、创新或背离马克思主义这一重要问题, 相关内容将另文予以说明和论证。总之, 追踪当代西方学者关于《资本论》研究的新趋向, 对于国内学界来说, 能够拓宽研究视野, 丰富研究资源, 扩充研究方法, 有助于我国的《资本论》研究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的学术主流, 推动研究质量的提升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注释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5)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3)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 

[4][]保罗·巴兰, 保罗·斯威齐.增长的政治经济学[M].蔡中兴, 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0. 

[5][]大卫·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M].刘英,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 

[6][]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M].初立忠, 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7][]迈克尔·佩罗曼.资本主义的诞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种诠释[M].裴达鹰,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 2018年第1

 

发布时间:2018-03-14 19:0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