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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西里斯·K.福斯卡斯:新自由主义与秩序自由主义视域下帝国主义理论的历史演进

 

引言

帝国主义总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秩序。国内公共政策和积累体制的结合催生出了帝国主义,创造了资本主义向其他国家和地区扩张的条件。当代最重要的两个积累体制是英美新自由主义(Anglo-American neoliberalism)和德奥秩序自由主义(GermanAustrian ordoliberalism)。前者试图按照自己的偏好重构所有国家的内部环境。后者指导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管理着当前的欧盟和欧元区,但是其野心在不断膨胀,试图进一步掌控东欧和中东地区。两种自由主义不仅仅是中心国家的国内公共政策,还是试图同化其他国家社会秩序的帝国主义政策,其结果往往会加剧中心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和中心外围之间的冲突。近年来,新兴市场国家强势崛起,欧洲大西洋集团趋向瓦解,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加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英国脱欧和欧元区危机是因为秩序自由主义没有能够将欧盟从英美自由主义危机中隔离开来。

新自由主义和秩序自由主义是当代帝国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具体表现形式,梳理帝国主义理论发展脉络可以形成认识上述两种主义的框架。首先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理论。该理论形成于英帝国早期,当时英国刚刚凭借其工业和商业优势建立了全球霸权。然后是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和列宁的理论,主要研究了以英帝国衰落和欧洲帝国主义崛起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垄断阶段。二战以后美国称霸全球,保罗·巴兰(Paul Baran)、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和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接着,我们将回顾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彼得·高恩(Peter Gowan)、亚历克斯·卡利尼克斯(Alex Callinicos)和利奥·帕尼奇(Leo Panitch)等对金融化、全球化和美帝国主义的分析。

一、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与欧洲帝国主义扩张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动态化社会系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基于剩余价值攫取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并转化为企业利润。利润率是预付总资本的回报率。价值和剩余价值只能由工人创造,并且只能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创造。技术创新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只是通过增加相对剩余价值来提高剥削率。但是,工人创造的价值的分配很不合理,工人工资要远远少于企业利润。这是资本主义系统的第一个关键要素。另外,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在开放竞争市场中不可避免地会卷入与其他资本家的竞争。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永恒特征,也正是在竞争中,资本主义才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系统。市场竞争中流通的交换价值以不平衡的方式发展:某些资本家盈利,某些资本家亏损。这是资本主义系统的第二个关键要素。资本家总是面临着工人的反抗,工人的目的是降低剥削率,减少剩余价值剥削,进而提高工资;资本家还面临其他资本家的竞争,这些资本家试图在市场上提高销量,增加利润。这两个因素侵蚀着资本家得以存在的基础,即剩余价值剥夺,迫使资本家不断创新和开拓新市场。

资本积累和集中是资本不断向国内和国际市场扩张的结果,特别是向那些尚未经历工业革命的世界欠发达地区扩张的结果。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资产阶级积累了大量财富。但是,资本家在其利润再投资过程中不能持续创造利润,资本面临过度积累危机。这主要是因为,资本家必须通过创新才能与其他资本家竞争,技术创新又会使得生产过程中劳动力越来越少,而劳动力是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力的减少必将导致利润率下降。所以资本集团会不断向“新领土”扩张,以便在那里继续雇佣劳动力,攫取剩余价值,获得高利润。马克思本人从未使用过“帝国主义”一词,但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发源于《资本论》。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社会系统,倾向于通过国际扩张来提高利润率,解决其在国内可能出现的过度积累危机。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英国是世界第一大国,其次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其他欧洲大国。那是一个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时代,我们可以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将其概括为英帝国主义时代。欧洲帝国的政治精英将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等边缘地区划分为不同的控制区,雇佣当地精英为跨国资本服务。一战以后,这种势力范围划分被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协约正式确立。19世纪后期,美国试图打入亚洲市场,以应对19世纪90年代过度积累危机引发的国内经济衰退,却遭到了欧洲列强的抵制。这迫使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John Hay)于1899年提出了开放政策,敦促欧洲列强开放其在东南亚和中国的市场来促进国际竞争。从那以后,开放政策虽然在二战后和20世纪60年代后期布雷顿森林体系危机之后表现为不同形式,但它一直是美国谋求全球统治地位的核心手段之一。

二、一战前后的帝国主义理论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帝国主义理论引发了广泛争论,深刻影响了后世学者。卢森堡并不认同萨伊定律(Say's Law)所提出的供求自然相等的观点,她认为,需求不足导致部分产品相对过剩,供求之间的鸿沟无法弥合。解决办法在于资本积累的二重属性:一方面涉及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涉及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解决帝国主义国家消费不足问题。世界欠发达地区的贸易、投资和利润汇回,实质上是现代帝国主义剥夺的具体形式。换句话说,帝国主义意味着剥削、压迫以及对非资本主义外围世界的掠夺。帝国主义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非资本主义国家和农民的依附地位,以及他们与全球市场的嵌入关系。消费不足危机最终将迫使中心地区吞并外围欠发达地区。一旦外围地区无法继续为资本主义扩张提供利润空间和剥削基础,那么中心地区将走向崩溃。

卢森堡并没有像希法亭那样,将货币和金融作为帝国主义理论的关键变量。希法亭分析了带有垄断倾向的股份公司的形成,将金融资本定义为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的融合。在详细讨论了银行在资本集中过程中的作用之后,他认为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分离,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的关键特征之一。垄断资本主义消除了这种分离,为金融资本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产业资本中不断增长的那个部分,并不属于使用它的产业资本家。……这一部分货币形式的银行资本,实际上已经由这种方式转化为了产业资本,我把这种银行资本称为金融资本。”1

20世纪初期的资本主义已经超越了自由竞争阶段,开始进入垄断阶段。布哈林对帝国主义垄断的分析要早于列宁,他认为,垄断资本标志着国际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资本竞争由国内转移到了国际。帝国主义意味着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相融合形成金融资本,这种策略有助于卡特尔克服国内的过度积累危机。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资本输出,主要是因为在现代,金融资本的利益首先要求扩张本国领土,施行征服政策,采用军事压力,推行帝国主义的兼并路线。”2追求高利润的资本不断流向世界,推动了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商品、服务、金融和投资等纷纷流向国外,将那里的利润和价值转移到中心国家。英国在埃及的一系列政策就是要把埃及变为一个巨大的棉花种植园,为英国纺织业提供原材料。与希法亭不同,布哈林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两种趋势:第一个是国际化,第二个是世界划分为国家集团。两种趋势之间的冲突使全球资本主义陷入战争和崩溃。

列宁帝国主义理论旨在批判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的超帝国主义ultraimperialism)理论。考茨基认为,金融资本发展将带来国际层面的统一与和平,而不是分裂与战争。大国在努力应对过度积累危机时,会联合起来共同征服和剥削世界,而不是为了分裂世界而走向战争。列宁反对这一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种不均衡的发展趋势,不会结构性地趋向于超帝国主义资本家之间和大国之间缔结暂时的协定是可能的。……仅仅是共同镇压欧洲社会主义运动。”3列宁进一步比较了欧洲和美国,前者经济停滞,后者迅速发展,这意味着世界权力中心正从旧大陆转移,欧洲有可能成为对抗美国的保守集团。总而言之,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不可避免,战争和冲突也不可避免。

列宁强调:“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4源自银行资本的垄断加速了最重要原材料的掠夺,支撑了帝国主义大国吞并和分裂世界的殖民政策。帝国主义是对于价值的跨国攫取,是货币资本在中心国家的集中,催生出了一批不参与生产,终日以剪息票为生的食利者阶层。从殖民地攫取的利润滋养了中心帝国主义国家的劳工贵族labour aristocracy),使得社会主义运动倾向于改良主义、经济主义(例如,斗争只是为了提高工资,而没有将斗争政治化)和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和革命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帝国主义之间的对抗会造成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衰败和萎缩,因此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

三、二战以后的帝国主义理论

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二战以前的世界。垄断资本主义和世界分割为不同的殖民控制区,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引发帝国主义秩序崩溃和战争。但是,二战以后美帝国对世界的统治,以及它在朝鲜、苏伊士运河和越南的军事行动,都要求马克思主义者对经典帝国主义理论进行创新发展。与之前欧洲帝国主义对全球欠发达地区的殖民统治不同,美帝国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了一种新战略,其目标可以归纳如下: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充当最后贷款人,防止1929年金融危机再度重演;迫使欧洲列强服从于美国全球霸权,消除竞争性殖民集团;重建欧亚大陆两端(西欧和日本)的社会经济,并通过美国跨国公司将它们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凭借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元霸权,为美国上述战略目标提供经济支持;设想一个纯粹意识形态层面的苏联威胁,以此来推动北约组织的建立。北约组织表面上是为了对抗苏联,实际上是为了将欧洲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同时美国也可以通过北约组织对苏联施压,迫使苏联向跨国公司开放其国内市场。

美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巴兰(Paul Baran)、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和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深入剖析了美帝国主导下的新国际秩序。巴兰和斯威齐引入了剩余surplus)概念,即一个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生产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5他们进一步从以下三种角度拓展了剩余概念:(1)社会当前实际劳动产品与社会当前实际消费之间的差额,即实际剩余;(2)利用可获得的生产资源可能产生出来的产品与被认为是必需消费品之间的差额,即潜在剩余;(3)有计划地最佳利用一切可以获得的生产资源所可能得到的社会最佳产值与所选定的最佳消费值之间的差额,即计划剩余。6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或者说美帝国主义之所以停滞不前,是因为上述(1)和(2)两种剩余不能为需求(即工人的购买力)提供资金。垄断资本主义长期存在需求不足问题,只能暂时通过军工支出和政府支出来解决。需求长期不足,加上军事帝国主义式的解决方法加剧竞争,阻碍了垄断的进一步发展。斯威齐和巴兰认为,随着资本剥削世界欠发达地区的意愿降低,垄断竞争也逐渐消亡,这一论点非常接近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此外,外围地区的进口商、分包商和中间人等利益集团,巴兰称之为买办资产阶级,牢固地依附于中心地区资本,阻碍着本国工业发展。

美国学派中最重要的两种理论是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安德烈·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沃勒斯坦以及后来的克里斯托弗·邓恩(Christopher ChaseDunn)。弗兰克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巴兰的观点,认为外围地区的欠发达与中心地区的发达密切相关,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买办政府,特别是拉丁美洲的买办政府,紧密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外围国家进口商高度依赖帝国主义供应商,成为外国资本在本国的代理人,协助外国资本控制本国政治精英。处于依附状态的外围地区难以摆脱不发达困境,因为它们一直遭受帝国主义国家的控制和剥削,“无法获得自己的剩余”。7拉丁美洲新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吸引并推动着整个资产阶级形成更加紧密的经济和政治联盟,并从整体上依附于中心地区。从历史上看,英美等中心国家已经招募外围地区买办精英为其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高度的依附性扼杀了外围地区革命和工业发展的可能性。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是世界体系,而不仅仅是社会体系。民族国家与文化体系之间相互依存并紧密交织,形成了以商品交换关系和多元化的社会—技术分工为特征的世界整体。他将国家分为中心国家、外围国家和半外围国家三类。中心国家凭借其强大的行政机构,不断从外围国家转移剩余,巩固和加强其中心地位。中心国家会阻挠外围国家对其自身工业的保护,会对外围国家施加垄断性限制,以此来控制外围国家。后来,拉美各国实施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创建了潜在的不受中心国家控制的主权政府,使得本国工业相对于美国跨国公司开始具有竞争优势。沃勒斯坦将半外围国家视为“中产阶级国家”或“劳工贵族国家”,它们阻止了世界体系走向极端贫困和极端富裕的分化。这很好满足了中心国家的需求,因为世界体系过度极化可能引发外围地区革命。

普兰查斯和厄尼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批判了上述观点。8但从整体上来说,美国学派为我们剖析金融化资本主义时代的帝国主义贡献了思路。尽管普兰查斯批评了世界体系理论,但他还是将买办阶级概念纳入其分析框架。他在分析跨大西洋经济关系(中心-中心关系)和南北关系(中心-外围关系)时,隐含地采用了依附理论框架。

四、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帝国主义理论

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美国一直无法解决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已经丧失了债权国地位,美国资本主义深陷债务漩涡,固定汇率制难以为继。于是,尼克松政府在19718月宣布美元不再自由兑换黄金,美元汇率开始自由浮动。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经济停滞不前,通胀高企,出现了所谓的滞涨,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美国学派的垄断停滞理论。西欧和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走向复苏,开始与美国竞争。曼德尔认为这些现象预示着美帝国的衰落。他指出,发展不平衡规律导致美国商品的竞争力日趋下降。美元作为美国工业循环缓冲的功能与美元作为世界通货的功能之间存在矛盾。它的前一种功能意味着长期的通货膨胀,后一种功能则意味一种最高限度的稳定。只要美元的膨胀十分温和,而且美国的劳动生产力并未受到挑战,那么这一体系就可能存活下去。9

曼德尔和许多其他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美帝国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正走向衰落,尽管这个过程十分缓慢。马克思主义学者从宏观历史和宏观社会学视角对全球资本主义进行了解读,否定了欧洲中心论,突出了过去1000年亚洲的重要性和中心地位。弗兰克在大跨度宏观历史分析中,将欧洲和西方在全球的统治视为一个转瞬即逝的时刻,中国和其他亚洲文明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10阿里吉认为,金融化和全球化时代以来,世界权力重心十分明显地向中国转移,这就像1929年的金融危机标志着英帝国的衰落和美国的崛起一样。11

普兰查斯认同美国学派的一些关键前提,例如,他接受外围地区买办阶级和“中心—外围”二分法。但是,他批判美国学派忽视了不平衡发展所引发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和矛盾。12普兰查斯指出,美国在欧洲投资主要是直接投资,而不是间接投资,曼德尔忽略了这一点。欧洲在美国的大多数投资则不是这样,这意味着,在欧洲的美国资本可以通过自身价值积累和所获利润再投资来实现增值。所以,美国对帝国主义中心地区的出口在下降,并不意味着美国经济已经衰落,或者美国霸权即将结束。欧洲大多数公司和企业都在美国的控制之下,美国资本在欧洲占据主导地位。时至今日,欧洲都无法在安全和国防事务上与美国抗衡,也无法在欧亚大陆上建立独立的安全存在。普兰查斯还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他认为国家不是资产阶级随意操作的工具,而是社会关系的物质凝聚,以及社会斗争得以展开的广阔领域。资本主义国家一直结构性地嵌入社会—技术分工之中,参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使社会斗争融合在一起。普兰查斯的国家理论为其阐述“威权国家主义”(authoritarian statism)奠定了基础。在凯恩斯主义政策被废弃和工人运动萎缩的时代,普兰查斯似乎预见到了民主的衰落和伴随威权主义公共政策的新自由主义的到来。

马克思主义学者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关于美国经济衰退的辩论回荡至今。例如,帕尼奇、萨姆·金丁(Sam Gindin)和雷·基利(Ray Kiely)等认同普兰查斯的观点。13詹姆斯·佩特拉斯(James Petras)和约翰·威克斯(John Weeks)坚持美国经济衰退的说法。14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对美帝国的后结构主义分析,是对考茨基立场有所保留地支持,他们认为美国是调节帝国间冲突的跨国代理人。高恩认为,全球其他资本积累中心的崛起,使得美国不再拥有其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的统治力,但预见美国的最终衰落还为时尚早。

高恩构建了一个极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他认为,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是尼克松政府有意为之,旨在将全球政治经济置于美元标准之中,也就是置于美国与海湾地区(尤其是沙特阿拉伯)石油寡头结盟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货币和信贷的解放,将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置于全球金融网络的中心,高恩称之为美元华尔街体系15新自由主义来源于英美两个中心国家的国内环境,是国内公共政策的一种形式,主要包括金融和银行部门的自由化、广泛的私有化、福利削减以及对通货膨胀和福特制高工资的打压。从某种层面来说,它使即将到来的永久性紧缩成为可能,将经济政策制定与谈判和社会斗争隔离开来,实现了社会和经济的去政治化。

新自由主义需要强大的国家和威权政府,以革除战后形成的以需求为导向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新自由主义在外围国家和地区蔓延,支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向自由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它通过改变每个国家的政策导向,来重塑资本全球积累制度,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力量平衡,从而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国际规范和法规也随之改变,1994年战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被改组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以确保成员国都遵循开放性国家政策。

高恩认为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仍必须摆脱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过度积累危机。由于美元在浮动汇率制中处于中心地位,美国财政部可以在其他国家购买美债过程中,轻松获取其他国家数万亿美元的剩余。沙特阿拉伯、德国、日本和中国等国家持有数万亿美元的美债,为美国扩大其财政赤字,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军事基地提供了资金。美元华尔街体系可以在不同地区制造危机,然后再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实施纾困政策(这是美国财政部的延伸),加深世界各国对其金融体系的依赖。美国的全球帝国统治体系不仅涉及金融经济层面,还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美国并没有像之前英法两国那样,寻求对欧洲和亚洲独立国家的殖民统治,而是构建了一种轴辐式(hub-and-spoke)权力体系。其中美国是全球力量和决策中心,其他中心和外围国家都服从美国领导。北约作为一种安全结构,将欧盟对美国的依附制度化。

哈维认可高恩的分析,并吸收了卢森堡的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与发展总是要剥削经济欠发达地区。包括土地的暴力私有化、劳动力的暴力商品化,殖民式的资产侵占和国债操纵等原始积累方式,都是资本主义历史上不断重复的现实,并在资本主义中心地区需要解决过度积累危机时不断重现。“马克思所着重指出的某些原始积累的机制经过调整,比过去发挥了更为强大的作用。……股票促销、庞氏骗局、由通货膨胀导致的整体资产的破坏、由合并和兼并所带来的资产剥离、债务责任水平的提高……所有这些就是当前资本主义的核心特征。”16卡利尼克斯断言,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末进入缓慢衰退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等其他权力中心可能挑战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主导地位。卡利尼克斯受到布哈林的影响,试图融合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他提出地缘政治竞争概念,而不是帝国主义竞争,强调应当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理解为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的结合17

金融化问题是帝国主义研究中应当关注的重点问题。从历史上看,当商业、制造业和农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盈利能力下降,并且必须开始依赖金融部门时,金融部门就会获得巨额收益。企业家转向金融活动和投机套利可以实现高投资回报率。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新发展。金融化条件下,服务业和与之相关的银行、法律和会计服务、猎头和资产管理等行业迅猛发展。服务业成为经济支柱,生息资本在经济和社会再生产中广泛渗透。然而,金融部门始终是资本主义经济中最脆弱的部门,极易受到经济周期的影响。金融部门过度发展不利于实体经济增长,它的运作依赖于劳动力贬值、后福特主义的灵活资本积累制度和服务业的统治地位。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金融化倾向于消除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竞争,却加剧了企业之间的竞争和资本集团之间的竞争。

约翰·福斯特(John Foster)和马格多夫等将金融化视为经济重心从生产向金融的转移18金融化是非物质商品(证券、衍生品和金融工具等)商品化的一种极端形式,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加剧了垄断陷入停滞和危机的趋势。美帝国主义是垄断金融资本帝国主义,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潜在趋势是债务相对于GDP的大量增长。美帝国主义诞生的根本原因不是金融化,而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垄断资本的停滞趋势。金融化并不是与实体经济部门没有任何联系的牟利活动,而是与实体经济基础被侵蚀密切相关。垄断停滞以及这种停滞引发的金融化的侵蚀作用,两者结合在一起会进一步加剧经济停滞。与帕尼奇和金丁等人的观点相反,新一代美国学派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金融化未能解决20世纪70年代的过度积累危机,即垄断资本主义的停滞。

五、德国秩序自由主义与欧元区危机

英美新自由主义的中心是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其成功取决于以下几点:国内外频繁的金融交易;过度的投机套利;建立在金融资本全球循环基础上的财富剥夺和债务驱动式增长;在国家和全球层面制定各种法律和规范,旨在向全球移植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和意识形态。在20世纪80年代,这些做法与全球军事干预一起成功打击了工人运动,但未能解决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也未能遏制西方经济缓慢而持久的衰落。秩序自由主义的成功取决于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胜利。德国成功地将这种模式移植给了欧盟乃至更多国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规定的货币主义标准,确立了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在欧盟的主导地位。和英美霸权主义一样,德奥秩序自由主义的目标是重构欧盟国家的国内环境,使其符合德国自身的秩序自由主义模式。上述事实足以将两种主义指导下的公共政策定性为帝国主义,但这种判断还有其他原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通过银行业渗透到欧元区,德法银行由于持有大量英美有毒资产而濒临破产。德国是欧盟金融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但是德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冻结工资,逐渐成为欧元区的最大出口国,通过牺牲外围国家积累了大量剩余。德国有能力处置银行业危机,并迫使欧元区负债累累的外围地区施行紧缩政策,这有效地挽救了面临倒闭的银行。这里有三个问题很重要。第一,欧元区危机发源于英美金融中心,是一种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的帝国主义危机,也是中心国家之间金融紧密交织的危机;第二,秩序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德国紧缩性公共政策,未能保护本国经济和欧元区经济免受英美新自由主义造成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第三,考察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可以发现,秩序自由主义紧缩政策未能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特别是在欧洲货币联盟的条件下。紧缩与增长是两个不可调和的维度。

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德国秩序自由主义公共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帝国主义的。秩序自由主义也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或“弗莱堡学派”,它是德国—奥地利版本的新自由主义。事实上,秩序自由主义原则主导了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了所有欧盟成员国的行为规范。德国在经历数十年秘密和公开谈判之后,成功将自身制度模式植入欧盟政策体制架构,打造了一个与德国类似的泛欧洲超国家治理体系。该体系主要基于以下几点:严格的反通胀原则和保护欧元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独立性,经济决策的去政治化,以及根据一套严格的经济宪法制定规则。所有主要的欧洲机构,例如欧洲中央银行、欧盟委员会,甚至欧洲法院,都是威权统治的形式,可以保护欧洲自由市场免受民主干涉。在秩序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金融化条件下,法治的真正含义与它所宣扬的正义、民主、权利和文明等理念,相去甚远。自由主义时代法治的根本目的是让社会个体完全服务于资本积累和自由市场。

工人阶级家庭以及与之相伴的福特制工资,不利于资本通过市场机制压低工资,同时也加重了国家财政负担。为了打击恐怖主义,欧盟国家陆续进入紧急状态,强化了国家力量,为威权主义实施紧缩性政策和削减福利奠定了基础。一方面,英美新自由主义与全球化和金融化齐头并进;另一方面,秩序自由主义与欧洲一体化进程、当前危机的处置以及德国在这些进程中的霸权地位相辅相成。秩序自由主义和欧美新自由主义都具有威权主义内核,主要表现为欧盟建设过程中的纪律性、去政治化和技术化规则约束。这是由欧盟成员国的行政官员实施的一种完全不民主的政策方法。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德国在欧盟的政策是帝国主义的,因为德国在其控制下的外围地区攫取了大量剩余。如果从货币经济来看,它不仅仅是帝国主义的,还带有古典殖民主义的色彩。因为所有欧元区成员国,无论其经济发展水平如何,都被锁定在一个货币联盟之中,使得它们根本无法通过对本国货币贬值来重获某些竞争优势。中东欧和巴尔干等外围国家和地区,也受到欧盟委员会对其预算和货币的直接监督。总而言之,指导欧洲一体化进程并管理其危机的秩序自由主义公共政策,是显而易见的帝国主义政策。在1999年欧元问世和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欧盟攫取其外围地区价值的帝国主义安排已经制度化。中心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的价值剥夺更为明显,特别是对希腊等外围国家的剥夺。201710月,欧洲中央银行宣布已从希腊债券中赚取了78亿欧元的利润,揭示了欧盟(德奥秩序自由主义)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美新自由主义)以大规模紧缩政策为条件,援助希腊的帝国主义本质。19

结论

帝国主义国家在国际上不断推广其国内的政策、规范和积累体制,目的是以最小的成本和风险输出资本,化解国内的过度积累危机。更重要的是,通过推广政策原则和文化规范,使得外围国家的国内社会政治秩序从属于中心国家社会政治秩序。帝国主义不仅仅是资本的输出,还是资本管理与具体社会经济和政治模式的输出。在此背景下,开放性政策和自由贸易是帝国主义的首选政策,但这并不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市场,会对其他国家随时关闭开放之门。

资本主义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国家,都存在于社会经济关系的产生和再生产之中,资本主义积累体制和公共政策相互交织。同时,一种高度的不对称和不平等深深嵌入全球社会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和国家关系之中。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之父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谈到国家和国家权力的不对称和不均衡发展时,更多的是一种观察和描述,而不是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家和社会生产主体一样,它们拥有的权力并不平等,这主要是因为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中的不平等。作为这些不平等关系的社会形式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相互交织的。这种源于国内和国际价值形式的极化、价值分配向资产阶级的倾斜,意味着工人阶级获得价值的减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不均衡的、综合的发展,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概念。

世界体系理论家开创的中心—外围二分法很有意义,它反映了现实中的社会、阶级和国家关系。中心是帝国主义的,外围从属于中心。这种从属地位甚至可能呈现出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三重形式。如果买办阶级在外围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可能性尤其大。例如,希腊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被买办阶级掌控。20中心外围概念不只具有描述性质,还具有分析性质,应该成为非正统国际关系理论的一部分。巴兰和斯威齐提出的剩余概念,可以通过国际收支数据进行统计测量和估计,也可以融入马克思主义国家关系理论和帝国主义理论。

哈维、高恩和卡利尼科斯等人并不认同中心—外围理论,他们认为新帝国主义是由美国领导的非正式帝国主义,与1945年之前的欧洲帝国主义存在本质区别。美帝国构建了轴辐式权力架构,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建立了美元华尔街霸权,并迫使世界上其他国家采取英美新自由主义式公共政策。哈维认为应当将马克思主义的过度积累危机理论与卢森堡消费不足理论融合起来。他引入了剥夺性积累概念,强调美帝国主义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占领和开拓新的地理空间,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

争夺欧亚大陆的资源对于帝国主义国家至关重要。卡利尼科斯受到布哈林的影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地缘政治学概念,建立了国家间体系与全球资本主义竞争之间的联系,认为帝国主义是经济竞争和地缘政治竞争的结合。德奥秩序自由主义也需要开放政策来实现其霸权,但是其权力辐射范围还远远没有达到全球领域。英美新自由主义通过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机构进行运作,这实际上是美国财政部或世界贸易组织的延伸。秩序自由主义没有实质性军事能力,无法部署武装力量,欧洲的安全与防御依旧处于北约也就是美国的控制之下。

在欧盟及其周边地区(东欧、巴尔干、中东北非),秩序自由主义是德国重要的帝国主义计划。德国通过单一市场和双边关税同盟协议,在欧洲确立了开放性政策,在欧元区成功移植了其公共政策模式。德国通过各种条约实现上述目标,所有欧元区国家都必须根据条约中的规则和规范,转变其国内社会政治秩序。1999年欧元的引入代表了德国在货币和经济关系中的统治地位,整个欧元区事实上变成了德国马克固定汇率区。德国和其他欧洲中心国家可以不断地从欧洲外围国家获得剩余。德奥秩序自由主义和英美新自由主义一样,也是一项帝国主义计划,与民主互不相容。如果当代帝国主义作为一项国际政策,是国内积累体制与秩序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公共政策的融合,那么威权主义在走向欧洲和全球之前,也是形成于国内的。

(译者:李英东,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1译文参考[]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李琼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258页。

2译文参考[]尼古拉·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蒯兆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56~57页。

3译文参考《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7,366页。

4译文参考《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1页。

5译文参考[]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1977年,第14~15页。

6译文参考[]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蔡中兴、杨宇光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98117页。

7Andre G.Frank,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London:Modern Reader Paperbacks,1969,p.9.

8N.Poulantzas,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London:NLB,1978.E.Laclau,Politics and Ideology in Marxist Theory,London:NLB,1977.

9译文参考[]欧内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马清文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42页。

10Andre G.Frank and Barry K.Gills(eds.),The World System.Five Hundred Years or Five Thousand?London:Routledge,1993.

11译文参考[]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路爱国、许安结、黄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12N.Poulantzas,State,Power,Socialism,London:NLB,1978,pp.38-39.

13L.Panitch and Sam Gindin,The Making of Modern Capitalism,London:Verso,2012.Ray Kiely,Rethinking Imperialism,New York:Palgrave,2010.

14J.Petras and Henry Veltmeyer,Globalization Unmasked,London:Zed Books,2001.J.Weeks,A Global Approach to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The Global Financial Meltdown,Cheltenham:Edward Elgar,2016.

15P.Gowan,The Global Gamble,London:Verso,1999,pp.19-59.

16译文参考[]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9页。

17A.Callinicos,Does Capitalism Need the State System?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20,2007,pp.533-549.

18John Bellamy Foster and Fred Magdoff,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9,p.18.

19M.Khan,ECB made Euros 7.8bn Profits from Greek Bond Holdings,Financial Times,Oct.10,2017.

20Vassilis K.Fouskas and Constantine Dimoulas,Greece,Financialisation and the EU,New York:Palgrave,2013.

 

 

(作者简介:瓦西里斯·K.福斯卡斯(Vassilis K.Fouskas),英国东伦敦大学教授)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20年第1

发布时间:2020-05-16 22: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