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思想界和学术界再一次聚焦建党事件本身，试图通过此项研究，揭示中国共产党被历史选择的必然性，揭示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铸就的生命基因与政治品格，揭示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世界历史的深刻影响。在建党研究方面，《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无疑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是1921年6月在汉口印刷出版的单行本小册子，32开大小，封面印着“著作者田诚”以及英文书名和英文“一切权力归劳动者”的口号。这本小册子全文5000余字，共10页，实际上就是一篇文章，目前珍藏于中共一大纪念馆。因为关于党的一大，国内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一份中文原始资料，《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等均是英文或俄文翻译过来的，所以出版在建党前夕的这一文本就显得弥足珍贵。但目前学术界对此文的关注还远远不够，已有的研究多是围绕文本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身份展开论述，对于该文所蕴含的建党思想和鲜明的革命主张鲜有关注。因此，研究这一文本对于探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发展，无疑有着不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一、建党时期的一篇重要文献：《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的出现
《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一文的主旨就是通过对国际革命形势、中国各阶级现状的分析，教育有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结合，投身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同时以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观念为指导，澄清错误认识，分别就革命步骤及目标作了设想和展望，旗帜鲜明地提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主张。从发表时间上看，该文出版于中共一大召开前的一个月，是与党的诞生有着密切关联、为建立共产党作理论指导的重要准备步骤，可以理解为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为筹建中国共产党而写的政治宣言。从理论价值上看，该文对当时中国社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诸多根本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指导思想、革命道路、革命主体、革命步骤、革命策略等，都作了重要阐述。这些论述与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在“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废除私有制”“联合第三国际”“宣传组织动员工农阶级”等多方面具有逻辑上的契合点。《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明确地提出要在中国开展革命运动、成立共产党的观点，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倡导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机理一致，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和达成的思想共识，是在中国宣传建立共产党的第一份纲领性文献。
从写作背景来看，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推动早期知识分子在学理上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各类介绍新思想的报刊杂志、研究型社团、马列经典著作译本在这一时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各地陆续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有计划地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一些专门面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刊物，如《劳动界》《劳动者》《劳动音》等也在上海、广州、北京等地陆续创办发行。在共产主义者的积极组织下，中国的工人运动开始发展起来。但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还是初步的。一方面，从思想理论的传播情况来看，无论哪一种政治派别，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都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以期服务于其所秉持的理论的传播，从而致使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和整体性；另一方面，从工人运动的开展情况来看，知识分子的理论自觉和革命实践意识还不成熟，缺少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领导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问题估计不足，从而导致早期工人运动的开展缺乏组织性和稳定性。面对开展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知识分子迫切需要一份公开阐明自己行动理念、系统分析“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政治宣言。《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同早期工人运动开展的需要相结合的现实产物。
关于作者“田诚”的身份，以往研究只能根据文本的内容进行推测性的分析。但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中，一份1921年7月上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信使推测性的研究有了文献支撑。马林在信中提到，在7月将要举行的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筹备组织工作中，“我们的一个同志写了名为《共产主义与知识分子》的小册子，它当即被一抢而空，还往其他城市寄了一些。”[1]由此，结合当时的背景可以判断，《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就是早期共产党人为党的“一大”召开所作的宣传文件，也极有可能是因为这本小册子销量很好，当即被“一抢而空”，加之这是专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进行舆论动员所作，没有进行再版，从而影响了文本的后续传播。文中对于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分析和主张，既体现了早期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初步探索，也是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所作的重要理论准备和舆论宣传。
二、《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价值
毛泽东曾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2]1514成立中国共产党，是先进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具体国情分析之中，真正地回应和破解时代问题，推动理论转向实践的关键环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意味着无论是中国革命的独立性、自主性、策略灵活性，还是国情分析、阶级分析等实践问题都开始凸显，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运动初步结合在一起。从《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的出版时间以及具体内容来看，该文围绕着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这一核心观点，系统回答了“为什么建党”“怎样建党”“建党以后做什么”这3个基本问题。
（一）立足中国的现实国情回答“为什么建党”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早期知识分子拥有了可以解释世界的“批判的武器”，但如何开展“武器的批判”这一改变世界的实践问题还迟迟没有得到解决。五四运动后，一批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先进知识分子通过参照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在总结近代以来种种尝试失败教训的基础上，逐渐意识到只有开展革命斗争才是改变中国现实苦难状况的唯一方法，而在革命运动实践中建立一支领导队伍更是尤为必要。
依据马克思“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战争的历史”[3]4这一重要论断，《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旗帜鲜明地指出，“现代资本家和劳动者的阶级对抗，胎胚于资本主义的壳内……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然的链锁”[3]4，在阶级对抗已经愈发明显的情况下，阶级战争是打破这一锁链的唯一方法，而进行阶级斗争的第一步就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党”[3]4。建立共产党象征着中国广大劳苦大众，以及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有了坚强的领导者。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当时第一次公开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一段时期里，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在内的中国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都曾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看作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据此判断近代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1920年，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曾提出：“照现在看来，全世界可视为一个资本家的机关，所以一国的阶级争斗可使其他国家受同一的影响……我们从生产和分配的方法上看起来，这些国家都是一样的——都是资本主义式的。”[4]4一直到1921年4月，李达仍在文章中坚持认为“中国现在已是产业革命的时期了”[5]62，这种对中国社会性质的错误认识严重影响了革命运动的开展。
《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率先突破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到建党前中国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局限，明确指出在“国际资本主义”与“第三国际共产党”两大阵营“界限愈加分明，激斗愈加紧张”的国际背景下，近代中国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封建社会，但也没有走向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而是沦为了同时遭受多个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丧失了独立国家主权的“公共半殖民地”[3]1。造成这一现实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国际资本主义凭借“伟大的经济力”，“挟着他们的保护商业政策和可怕的杀人的军备做后盾”[3]1，不仅从经济上瓜分中国，还“麕集”一起，张牙舞爪地想夺到权利，一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另一方面，本国的资本家也“附属在国际资本主义上面，卵翼在军阀官僚势力之下”[3]1，勾结帝国主义一道压迫中国人民。《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对当时中国正遭受外国帝国主义与国内军阀资本家双重压迫危机的揭露，为早期共产党人明晰中国国情、制定下一步战略方针提供了最初的思想元素。
在对中国社会性质作出新判断的基础上，《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通过对当时工人、农民受资本家、地主压迫的苦难现状的描述，准确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领导者、同盟军等基本问题。城市里的劳动者用血汗建造的高楼大厦被“强横无人性的外国或本国的资本家”所霸占，自己却只能住在高大住房和货栈的侧边，“或是缩在矮小污秽的茅屋里，或是流落在街道上，现出极褴褛饥饿不堪的样子”[3]1。但即便如此，万恶的资本家还在残酷地剥削着劳动者为他们做工，自己却享受着不劳而获的快活日子。不幸的是，乡村中农民的艰难处境比城市工人有过之而无不及。没有土地、或是自己的田地只能够养活几只小鸡的农民用“自己的血汗，牛，锄犁等”[3]2来耕种向地主租来的一点田地，但他半数以上的收成却都要供奉给坐在家里安乐享受的地主们。要是不服从地主要求，地主就会把他的田地夺回去。因为“千万的劳工都是耕种别人的田地……因为田地机器工厂等等，——只除了工人的两只手两只腿，——没有一件不是资本主人所有的私产”[3]5。在这样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使中国人民的贫困程度日益加深，靠出卖劳动力生活的无产阶级队伍日益壮大。
《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指出，先前资产阶级革命派将革命对象局限于“列强和军阀”所开展的自治运动是“换汤不换药”的办法。中国革命的对象不仅有外国帝国主义，还有本国的封建军阀、资本家和地主。而造成中国社会阶级对立、城乡人民穷困潦倒、贫富极端分化的根源在于“私有财产制度”。作为受压迫最深、最直接的阶级，工农劳动者要改变这一现状，唯一的举措就是通过斗争，废除带来剥削和压迫的私有制度。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正确领导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践的关键环节。
（二）围绕共产主义的信仰回答“怎样建党”的问题
列宁曾经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6]445共产党的孕育是先进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理论自觉的过程。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选择什么主义、确立什么信仰，是创立无产阶级政党所必需的思想基础。马克思主义最初被介绍到中国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改良主义等各色各样的社会团体、党派都按照自身阶级的立场和实际需要，研究、介绍和传播过马克思主义。其中不单单夹杂着各种政治派别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更充斥着一些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正确的理论是引领革命前进的旗帜。要在中国建立共产党，首先要凝聚国人的共识，对共产主义的根本观念作出清晰的整体认识。《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指出，“主义是我们做一切事业的指南针”[3]7。在政治层面，共产主义要“推翻资本家的国家，建设劳农专政的政治”[3]3。因为在消灭“一切资本家的势力”之后，世界上只有一个劳动阶级，一个特殊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现实状况不复存在，国家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在经济层面，共产主义要“打破私有财产制度，把一切生产工具——土地、机器、运输机关等——收归公有公用，废除工银制度，消灭剩余价值”[3]3-4。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之后，产生剥削的经济根源就被消灭了，没有人可以利用他人做工，工银制度是用不着的，剩余价值也随之消灭。在社会层面，共产主义要“废除一切阶级”，不仅使劳动阶级不再成为特殊阶级的“牛马”，还能促使“人人都尽他的力量为公众做工”[3]4。因为摆脱私有财产制度下“个人压迫个人”的困苦后，共产主义社会主张用“精密计划的工业集中的大工场大田地的生产制，把全世界弄成一个劳动团体”[3]8，从而让劳动者只需要花费很少的时间去制造食料衣服住所等生活资料，其余的时间则可以用来“做心智的发达”，继而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因此，共产主义不是幻想的乌托邦，而是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追求，是先进知识分子联系工农群众的政治理想，更是千万受压迫民众获得自身解放的科学向导。
共产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确选择，但确立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和同时期的各种错误思潮展开斗争。《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先是清算了在当时受很多知识分子所崇尚的“教育万能论”的观点，指出“一个人的心理和行为是不能独立的，是依环境为转移的”[3]6，社会环境给人带来的影响远比在学校里接受的教育要大得多。在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社会背景下，教育的阶级性决定了饱受压迫的贫苦工人和农民，根本没有接受教育的自由，因为“资本主义下的教育，没有不是受资本主义的牵制的”[3]6，这在各国都是一样的。紧接着，《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又批判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是主张自由联合和小组织的”，这决定了它将“引着社会向退化的道上去”，同时还会“引起生产界的纷乱和竞争”，导致社会“回复到资本家的统治”，劳动者继续承受虐待和压迫。“工团主义虽然与无政府主义太不相同，但是一个工团主义者总是不明瞭劳农专政的重要，这是一个缺憾。”[3]8正是在这种思想论争与批判的过程中，早期共产党人推翻了改良主义者所主张的教育救国的方案，打破了一部分幼稚的知识分子因为缺乏对中国状况的深刻了解、梦想着组织一个强固的知识阶级、预备做资本主义附属物的迷梦，同当时在中国颇有市场的种种空想社会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乃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划清了界限，凸显了思想斗争的自觉性，进一步坚定了“主义的信仰”。
作为建党的重要步骤，确立共产主义的信仰为早期共产党人明晰了革命为什么人、走什么路的问题，无声地记载了早期共产党人在黑夜中探索光明之路的历程，为在中国建立一个新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与此同时，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和宣传下，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开始抛弃空想社会主义幻想，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于伟大的中国革命，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也受到了更为深入的揭露和批判，马克思主义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无产阶级愈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立共产党的组织条件也已经基本具备。
（三）结合知识分子的使命回答“建党以后做什么”的问题
知识分子是中国近代以来社会革命运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先进的知识分子设置了议题。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就是要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组织起来，领导工农大众开展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而知识分子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锋军。这是知识分子的使命，也是改造旧社会的唯一方法。
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工人、农民虽然是社会物质生活资料的主要创造者，但却是被剥削最严重的阶级，悲惨的生存境遇决定了他们是最具有革命性、最需要团结，也是最为可靠的现实力量。《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指出，“从前的俄国和中国是差不多的，彼此都是大农业国，大多数的人民是农民，都是一样的产业不发达”[3]5-6。在共产党的指导下，中国也可以像俄国一样进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共产党“就是指挥革命运动的中心机关，他的职务是要向工人农人水手兵士学生等宣传，组织各种的产业组合。并且引导那些产业组合以罢工的手段，与资本家激斗。”[3]4《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还指出，通过苏维埃俄罗斯和巴黎公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共产党不仅要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紧接着还要“建设劳农专政的国家”[3]4这样强固的组织来抵御和镇压国内外不甘失利的反动势力。
但在当时共产党组织、教育无产阶级开展革命活动的过程中，由于文化水平较低，无产阶级群体中很少有人系统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条件，更谈不上思想理论的传播与中国化，因此，承担起理论宣传主体作用的只能是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探索，是我们党在创建时期不可回避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早期共产党人一度主张“中国的知识阶级就是向来自命为劳心者治人的一班人”[7]14，“那不劳而食的知识阶级，应该与那些资本家一样受排斥的。”[8]13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从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翻译，到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再到筹建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开展无产阶级政党活动，先进知识分子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共产主义影响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早期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也逐渐发生转变。
1920年1月，李大钊在以“孤松”署名发表的《知识阶级的胜利》一文中对五四运动以来先进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展现的积极意义与先锋作用表示肯定。李大钊指出，希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8]170。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重要性开始受到早期共产党人的关注。次年1月，瞿秋白在《中国工人的状况和他们对俄国的期望》一文中再次明确指出，尽管处于极为恶劣的环境，但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至今都还没有觉醒、没有进行有组织的反抗和斗争，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知识，没有组织，他们需要别人来帮助。”[7]165因此，瞿秋白呼吁：“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帮助中国无产阶级与国际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为人类服务。”[7]165“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的无产阶级能够加入世界运动，我们就应该接近他们，把知识传授给他们，并帮助他们组织起来。”[7]170-171但在当时的国内环境下，一般的知识阶级“实在没有法子避免那些资本家和特殊阶级的势力”[3]1，从而在生活的重压下被眼前的利益所诱惑，一步步沦为压迫阶级的附属物。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把知识分子的使命融入革命实践，促使其完成了从借助马克思主义认识中国社会，到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这一重要转变。《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指出，中国的知识分子首先要到工厂和田庄里去，主动“和一般工人和农人握手”[3]8，将自身视为无产阶级的一分子。其次，要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去讲教育，把自己的知识“贡献到劳动者的脑袋里去”[3]3，将劳动者组织起来，成为革命的先锋队。最后，要向俄国的革命知识分子学习，把共产主义作为无产阶级解放世界的思想武器，为了“争自由和政治上的解放”，为了“宣传无产阶级革命的运动”，不怕杀戮、监禁和驱逐，勇往直前地指挥无产阶级“与军阀官僚资本家抵抗，引导他们向着共产主义的道上走”[3]3，开展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知识分子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光辉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中国社会和指导中国革命的有机产物，为建党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革命的依靠力量，继而为确立党的群众路线，宣传组织工农群众，组成工农联盟，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三、《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是《共产主义原理》与《共产党宣言》“二合一”的中国版
1847年底，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托，恩格斯撰写《共产主义原理》一文系统回答了关于共产主义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次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的基础上写成《共产党宣言》并公开出版，全世界无产者拥有了改变世界的“思想武器”。在《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一文中，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到《共产主义原理》和《共产党宣言》，但无论是从思想观点、行文结构，还是功能地位，甚至是语言风格来看，都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两篇纲领性文献对此文的深刻影响。从文本性质上来说，《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既是《共产主义原理》的创新版，也是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共产党宣言》，是《共产主义原理》与《共产党宣言》“二合一”的中国版。
就思想观点来看，《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全面展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实践探索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观察和分析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素养，突出表现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剖析中国的社会性质，实事求是地指出中国已经不是传统的封建社会，而是沦为了“国际掠夺阶级的公共半殖民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性、整体性的观点，指出共产主义不是带有乌托邦性质的幻想，而是建立在革命运动基础上的科学的事业，是无产阶级矢志奋斗的目标和最崇高的社会理想，其根本观念是由政治、经济、社会三部分组成的有机整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性、革命性的观点，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在中国社会开展阶级斗争、组织劳动者的先锋队，并在此基础上阐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共产党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开展中国革命的科学步骤，指明了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道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借助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现实状况的分析，清晰地透视出劳动者的阶级地位，明晰了革命的对象和同盟者，进而指出共产主义就是要通过废除私有财产制度，使劳动者摆脱资本家的羁绊，体现了鲜明的人民立场和阶级性；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时存的种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展开论战，凸显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进一步指出要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就行文结构来看，《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虽然不是像《共产主义原理》那样的问答式结构，但其基本的行文结构大致符合“分析中国社会性质与各阶级现状——批驳各类反动思潮与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明确革命对象与道路策略”的逻辑进路，这与《共产党宣言》的正文部分基本一致。文章充盈着清晰的逻辑和严谨的分析，生动展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掌握情况，是建党前夕我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集大成者。
就功能地位来看，《共产主义原理》是恩格斯1847年底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草案，《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随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正式纲领，二者均是指导国际工人运动蓬勃开展的旗帜。《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和上述两份纲领性文献的功能一致，指出了中国无产阶级现实困难状况的深层根源，回应了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表明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追求，其目的都是为了阐释原理、宣传思想、武装头脑、凝聚共识，解决认识上的问题。《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而《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的问世，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也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必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
就语言风格来看，《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开篇先是介绍国际环境的最新形势，随后在文中运用大量的设问与反问指出现存问题，表达对苦难劳动者现实境遇的深切同情、对反动势力与错误思想的尖锐批判、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奋斗决心以及对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向往，最后在结尾发出“革命的少年中国——国际无产阶级的一分子——万岁! 第三国际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的主义——万岁!”[3]9的呼喊，表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理想与目标。这种贯穿全文的语言风格同《共产党宣言》开篇对当时欧洲环境的渲染，文中对资产者与共产党人性质、特点、纲领的阐述，以及结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9]435的响亮口号近乎一致。
四、《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10]14作为建党时期的一篇重要文献，《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虽然篇幅不长，但却生动展现出了早期共产党人将先进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与尝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创造精神。中国共产党成立绝不是单一的偶发的“事件史”，而是近代中国社会运动和世界革命运动综合作用的结果，是经过精心组织和充分孕育而结出的时代之花。可以说，《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彰显了建党的合理性，诠释了建党的必然性，极大地增强了建党史的“丰满度”，对我们理解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
第一，建党是一个历史孕育的过程，展现出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一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是历史演进中的偶然事件，而是一个历史孕育的过程。《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反映出早期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主动认识并分析中国现实国情，遵循历史规律，顺应历史大势，担当历史使命，勇于开辟未来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精神品格的重要内容。建党前正是中国社会最黑暗、人民命运最悲惨的时期，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处在前所未有的劫难之中。在关系到“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转折点，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充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主动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伟大使命；以共产主义的科学理念为指导，奠定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开展的前提；以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勇气砥砺前进，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多方面、各领域的被动局面。从大历史观思考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既是人民群众在历史的艰辛探索中造就的大事变，也是党自觉顺应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大势的主动作为。
第二，科学的理论只有和实践紧密结合，在解决现实问题中才能焕发活力。《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集中反映出早期共产党人的理论水平已经相当成熟，但在这些对世情国情的初步分析和中国社会前途命运的可贵思考中，也反映出了建党前夕知识分子对一些革命问题还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一方面，早期共产党人没有看到中国资产阶级成分的多元性，而是将国内剥削阶级和国际掠夺阶级即帝国主义统统作为革命的对象，错误地以为直接进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当时中国革命的实践路径。这既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也不利于形成党的统一战线，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早期的社会革命中走了弯路。另一方面，早期共产党人缺乏对中国革命性质特殊、具体的分析，只是将马克思关于欧洲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式机械地放置到中国，再简单地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就直接提出在中国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主张。这一将中俄国情的相似性上升演化为中俄革命道路的相同性的主张看似有理，实则有害，直接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主张毕其功于一役的激进思想，长期将工人罢工、城市武装起义作为唯一的范例。这些不足放置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是在所难免的，与这份文本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影响及意义相比是次要的。
第三，知识分子要心怀“国之大者”，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锋。知识分子是标志时代最灵敏的“晴雨表”，中国共产党的孕育同知识分子本身有着无法割断的联系。《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中“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向劳动者灌输先进思想”的观点表明，先进的知识分子是向工人阶级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桥梁，肩负着将科学理论付诸革命实践的重要使命，必须要心怀“国之大者”，站位要高、视野要广、思考要深。“国之大者”关乎发展全局、事业根本。对革命知识分子而言，只有心怀“国之大者”，才能找准革命运动的道路。知识分子要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人民群众的拥护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一立场，就是人民的立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最终路径，这个方向，就是共产主义的前进方向。只有对“国之大者”了然于胸，才能明确自己的责任担当。知识分子要坚持从大局看问题、从长远看问题、从战略上看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开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问题。是否心怀“国之大者”，最终还要靠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来检验。知识分子只有历经风雨的考验，立“国之大志”、明“国之大德”、成“国之大才”、担“国之大任”，把握大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才能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历史价值对当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也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当然，《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还有若干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作者田诚的具体身份到底是谁？此文的写作是否得到共产国际的指导？出版此文是否是早期共产党人筹备建党的既定环节？对这些问题的考究是接下来进一步研究的重点。但作为迄今发现的与中国共产党成立有着明显关联的珍贵文献，《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为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起点和历史规律提供了崭新的思想资源和切入视野，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学术价值和政治价值。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