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旭东：关于《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问题的百年争论
1989年，日本学者大村泉在一篇题为《马克思的〈资本论〉第1卷美国版〈编辑说明〉：我们应将哪一版视为马克思的最终决定版？》的文章中提出了“我们应将《资本论》第1卷的哪个版本视为马克思的最终版”的追问。这一追问将我们的目光拉向了《资本论》第1卷的创作史。大村泉将这一问题表述为“恩格斯是否忠实地还原了马克思的意图”，其本意在于从一个侧面探讨“马克思—恩格斯问题”。但是，从《资本论》创作史的角度来看，对《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问题的更深层次讨论应涉及如何理解《资本论》第1卷各个版本之间的关系，包括四部德文版和法、英、俄等外译版。
马克思在世时完成了《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2版的出版工作，并亲自校订了法文版。在得到出版《资本论》第1卷美国版的请求后，马克思提出了用法文版替换德文第2版以便尽快实现出版美国版的构想，并为此留下了相关的文献材料。但是，随着美国版的夭折，这一构想并未实现。后来，恩格斯遵循马克思的这一构想出版了德文第3、4版，但在编辑过程中，他并未完全采纳马克思遗留的材料中的指示。因此，厘清《资本论》第1卷各版本之间的关系是“《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问题”的本质所在，它主要现为如何处理德文第2版与法文版、德文第3版、德文第4版之间的多重关系。
自1914年卡尔·考茨基编辑的《资本论》第1卷普及版出版以来，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卡尔·柯尔施版（1932年）、莫斯科普及版（1933年）、《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版（1962年）、鲁道夫·希克尔版（1973年）、MEGA2II/5—10卷（1983—1991年）相继问世，这些版本可被视为编者们处理《资本论》第1卷各版本之间的多重关系的产物。2017年，随着德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库钦斯基（Thomas Kuczynski）整理和编辑的新版《资本论》第1卷问世，《资本论》研究史上有关第1卷最终版争论的百年轨迹浮现出来。本文将从三个方面阐述这条轨迹的来龙去脉：（1）《资本论》第1卷各版本之间的多重关系是如何形成的？（2）究竟哪一版才应该是《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3）库钦斯基版是否实现了马克思的构想？
一、《资本论》第1卷各版本之间的多重关系是如何形成的？
1881年12月13日，马克思在致尼古拉·丹尼尔逊的信中谈道：“我的德国出版者通知我，要出《资本论》第三版。这个通知来得很不适时。第一，我首先应该恢复自己的健康，第二，我想尽快地完成第二卷（即使是我不得不在国外出版它）。……不过，无论如何，我要同我的出版者商妥，我对第三版只作尽量少的修改和补充；但是，另一方面，我将要求他这一次只印一千册，而不是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印三千册。将来作为第三版的这一千册售完的时候，我也许能够对该书作出目前如换一种情况本来要作的那些修改。”这是现存的书信中马克思最后一次谈到《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3版的情况。后来，由于健康原因，他未能完成德文第3版的出版工作，但在筹划《资本论》第1卷美国版时，他留有德文第2版哪些部分需要修订的指示材料。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材料发现，马克思对德文第2版的修订并非局限于“尽量少的修改和补充”，而是设想用法文版替换德文第2版的相应位置。
（一）马克思的构想
《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的巨大影响，使得该卷外译本的需求量不断增长。1877年9月5日，弗里德里希·左尔格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了出版《资本论》第1卷美国版的请求，并推荐了《纽约人民报》的编辑卡尔·杜埃（Karl Daniel Adolph Douai）担任美国版译者。对此，马克思于9月27日复信表示同意，并提出了如下建议：“他在翻译时除了德文第二版以外还必须参照法文版，因为我在法文版中增加了一些新东西，而且有许多问题的阐述要好得多。本星期我还要寄给你两件东西：1.给杜埃的一本法文版。2.一份说明，指出哪些地方用不着拿法文版同德文版相对照，而是完全以法文本为准。乌里埃勒·卡瓦尼亚里先生正在那不勒斯筹备（按照法文版）出《资本论》的意大利文版。”可见，马克思非常重视法文版，不仅打算用法文版替换德文第2版的相应部分以完成修订工作，甚至认为法文版可以直接作为意大利文版的翻译底本。信中提到的“一份说明”就是现收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的《为〈资本论〉第1卷美国版写的〈编辑说明〉》（以下简称《编辑说明》），这份材料主要指明了德文第2版中的哪些部分需要被法文版所替换。
透过《编辑说明》的产生过程，我们可以了解马克思为修订德文第2版、出版第3版做了哪些准备工作。首先，他在一本德文第2版（德文自用本）上标注了哪些 地方需要被法文版替换。然后，他又在一本法文版（法文自用本）上标注了一些可替换德文第2版的段落。出于译者使用方便的考虑，马克思将这两个自用本上的标记逐一记录在一张纸上，使译者能够一目了然地了解德文第2版需要被法文版替换之处，由此便产生了《编辑说明》。因此，马克思为修订德文第2版留下了三份材料：德文自用本、法文自用本和《编辑说明》。
不久之后，马克思将一本他做了标记的法文版和《编辑说明》寄给了左尔格，并在1877年10月19日给左尔格的信中介绍了两份材料的基本情况：“在手稿中，除了德文本中的某些改动以外，还指明了在哪些地方应当用法文版代替德文版，在给杜埃的、也是今天寄往你处的那个法文本中，也标明了手稿中所指出的地方。”但是，当马克思得知他在信中向左尔格抱怨的“一个连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都不懂的家伙”是杜埃后，就拒绝了美国版译者由杜埃担任的请求，美国版的出版因此夭折，而马克思寄送的两份材料就一直留在左尔格手中。一年之后，在筹备《资本论》第1卷俄文第2版时，丹尼尔逊询问马克思是否打算对德文第2版进行新的修改，马克思在回信中同样强调了法文版的特殊价值：“（1）我希望分章——以及分节——按法文版处理。（2）译者应始终细心地把德文第二版同法文版对照，因为后一种版本中有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尽管在译成法文时，我迫不得已不止一次地使阐述‘简化’[《aplatir》]，特别是在第一章中）。”
可见，法文版始终是马克思非常重视的一个版本，不论是翻译出版《资本论》第1卷美国版，还是意大利文版，抑或俄文第2版，他均建议以法文版为底本。同时，以法文版替换德文第2版的相关内容，是他修订德文第2版的构想，但遗憾的是这一构想并未实现，修订工作是后来由恩格斯完成的。
（二）恩格斯的“折衷”处理
与马克思对法文版的肯定相比，恩格斯在1873年11月2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表现出相反的态度：“昨天我读了工厂立法这一章的法译文。我虽然极为尊重用优雅的法语翻译这一章的艺术，但仍然为这出色的一章抱屈。力量、活力、生命力——统统见鬼去了。平庸的作家为了能够用某种优雅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不惜阉割语言的。用这种拘谨的现代法语，是愈来愈难于表述思想了。学究式的形式逻辑几乎到处都要求把语句重新排列，单是这一点就使叙述失去了鲜明性和生动性。我认为，用法译本作为英译本的基础是一个大错误。”针对恩格斯的态度，马克思在第二天回复道：“既然你已经开始看《资本论》的法译本，我希望你能继续看下去。我想，你会发现某些地方要比德文本好些。”而恩格斯的态度并未改变，他在12月5日的信中说：“关于法译本，过几天再详谈。到现在为止，我发现你加过工的确实比德文的好，但这里问题不在法文和德文上。”
根据恩格斯对法文版的态度可以推断，他在当时并不了解马克思有使用法文版修订德文第2版的构想。直到马克思逝世后，在整理马克思文献遗产的过程中，恩格斯发现了德文自用本和法文自用本，才意识到马克思打算采用法文版修订德文第2版。于是，依据这一构想，恩格斯开启了修订德文第2版、出版德文第3版的工作。1883年5月22日，他在致马克思的长女劳拉·拉法格的信中说：“我应当为第三版准备好法译本中的各种补充，据我所知，这些补充摩尔曾打算收进去。”六周后，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又谈到了德文第3版的进展：“《资本论》第三版要求我做大量的工作。我们手头有一个本子，马克思在上面注明了要根据法文版进行的修改和补充，但是这一切细致的工作还要去做。”最终，在参照法文版修订了德文第2版后，恩格斯编辑的德文第3版也得以问世。
在编辑德文第3版的同时，恩格斯还开启了出版《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的工作，他打算以德文第3版为底本出版英文版。当获悉恩格斯正在进行英文版的工作时，左尔格在信中告诉他：“我有一份文稿，是马克思有关《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翻译的说明。如果它对你有用，只要告诉我，我就会立即寄给你。”这份文稿就是在筹划美国版时马克思寄给左尔格的《编辑说明》。1886年1月29日，恩格斯在回信中表达了希望得到《编辑说明》的想法。为此，左尔格在2月15日的回信中将这份材料寄给了他。在得到《编辑说明》后，恩格斯对其进行了仔细研究，认为《编辑说明》指示的地方正是马克思在德文自用本上做了修改之处，并在英文版序言中解释说，这份材料“是早在马克思对第三版做出最后指示的前几年写的，所以我不敢随便利用它，除非在个别情况下，并且主要是在它有助于我们解决某些疑难问题的情况下才加以利用”。因此，恩格斯并未完全遵照《编辑说明》的指示，即使后来他认为这些指示“对于德文第四版也是有用的”。可见，《编辑说明》在恩格斯修订《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的过程中始终都未被视为核心材料。
总之，德文第2版的修订过程揭示了《资本论》第1卷各版本之间异常复杂的关系，进而提出了如下问题：马克思亲手编辑的德文第2版，恩格斯编辑的德文第4版，以及马克思的构想中以法文版替换德文第2版形成的未出版修订版，究竟哪一版才应该是《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
二、究竟哪一版才应该是《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
讨论“《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问题”的现实意义在于，我们要考虑应以哪一版为底本再版这部巨著。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辑史的视角来看，德文第2版与德文第4版争夺《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地位的较量始终没有停止过，而在这场争夺中，如何处理法文版与德文版的差异构成了争论的焦点。
（一）考茨基普及版与莫斯科普及版
受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托，考茨基于1914年出版了以德文第2版为底本的《资本论》第1卷普及本。那么，为什么考茨基选择了1872年的德文第2版，而不是时间上更晚的由恩格斯编辑的德文第4版（1890年）为底本呢？在考茨基看来，这是因为：“马克思本人已经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的三个权威版本，而不只是一个版本。由于普及本无法编成对照版，以马克思最后修订的版本也就是第二版为依据是合理的。不应该依据马克思打算编辑但未能实现的晚期版本；恩格斯的编辑工作让我们有可能一窥这一版本的概貌，但也仅此而已。”同时，为了使无产阶级更容易理解这部巨著，在编辑过程中，他尽可能地吸收了法文版的内容，因为在他看来，正如法文版“跋”中所指出的，马克思在法文版中的表述方式“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因此，以德文第2版为基础收入法文版异文，体现出考茨基想要复原马克思构想的尝试。要知道，由柯尔施编辑的《资本论》第1卷虽然与考茨基版一样以德文第2版为底本，但是柯尔施对法文版的态度却与考茨基截然相反，在他看来，“只有在德文第2版严密的科学结构和艺术整体性不受影响的情况下，才会考虑它”。这就导致了柯尔施版与考茨基版的本质不同。
1933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普及本。时任院长弗拉基米尔·阿多拉茨基在其撰写的序言中批判了考茨基版无视恩格斯编辑的德文第4版的做法，认为只有德文第4版才能成为出版的基础。在该版本的编者们看来，第1卷采用马克思的德文第2版，第2、3卷采用恩格斯的编辑版，会从整体上破坏《资本论》全3卷的统一性，甚至会割裂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学术和政治上的整体性。由于当时的苏联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译事业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其所推崇的德文第4版被视为官方认可的《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成为《资本论》第1卷各语种译本的基础。
从根本上说，出版《资本论》普及版的目的在于为社会提供一部方便大众阅读的著作，而突出政治导向和意识形态则是检验普及版编辑成效的重要标准。究竟应将马克思最后出版的德文第2版还是恩格斯最后编辑的德文第4版作为《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更多的是出于当时意识形态斗争的考虑。主张德文第4版为最终版，主要基于德文第2版与第4版之间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的认知，这就维护了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一致性。相反，将德文第2版视为最终版的言外之意是否定恩格斯的编辑工作，认为德文第2版与德文第4版分属两个思想主体。借助莫斯科普及版，苏联平息了关于《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的纷争，恩格斯编辑的德文第4版成为官方钦定的《资本论》第1卷最终形态。
（二）苏联未实现的计划
除了出版以大众宣传为目的的莫斯科普及版外，苏联学者也在为出版以服务学术研究为目的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1）而努力。对于《资本论》而言，通过再现《资本论》第1卷各版本的异文演变过程揭示各版之间的关系，成为苏联学者试图超越普及版的尝试。为此，多项出版计划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指导，透过这些计划可以看到苏联学者关于《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认识上的另一种态度。
1930年代初，由达维德·梁赞诺夫主持的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在编辑MEGA1的过程中遇到了下述问题：在《资本论》第1卷的众多版本中应选取哪一版作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版本中进行了哪些修改？1931年2月，研究院的瓦莱里亚·克洛普（Valerie Kropp）和库尔特·尼克斯多夫（Kurt Nixdorf）提交了一份题为《〈资本论〉法文版与德文第二版的比较》的报告，主旨是基于马克思以法文版修订德文第2版的构想来反思莫斯科普及版和考茨基版的编辑得失。报告考察了恩格斯和考茨基在编辑《资本论》时是如何处理德文版对法文版异文的收录的，并得出三点结论：“（1）恩格斯采纳了法文版修订中最大且最重要的部分；（2）考茨基再次参考大量的法文版异文，依据法文版对德文版进行了增补；（3）尚存在恩格斯和考茨基均未采纳的大量异文。”因此，报告认为：“初步工作应该是系统地比较：（1）恩格斯和考茨基分别采用了哪些法文版异文；（2）哪些迄今为止未被考虑的异文值得吸收进德文版中。”报告接着指出：“为了获得一般性概貌，我们已经零星地进行了相应的工作。然而，只有系统地进行比较才有价值，而这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梁赞诺夫要决定法文版中有多少处应该采用，是和恩格斯采用的一样多，还是比恩格斯更多？”因此，单纯依靠德文第4版的莫斯科普及版难免陷入法文版异文缺失的困境。“对于不带异文的普及版来说，根本问题是应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法文版修订来加工文字？”为此，报告提出了重新认识法文版的异文价值、以德文第2版为基础吸收更多有价值的法文版异文、进而出版新版的编辑思路，这毋宁说是回归马克思以法文版修订德文第2版这一构想的又一次尝试。然而，随着梁赞诺夫被捕，阿多拉茨基接任院长，收录《资本论》及其准备材料的MEGA1第二部分的编辑方针发生了重大调整。阿多拉茨基对克洛普和尼克斯多夫最初拟定的对比德文第2版与法文版的计划不置可否，这样的态度宣告了这一计划的破产。虽然计划没有成为现实，但他们提出的问题是秉持历史考证精神的MEGA1编者所不能回避的。
1934年2月，MEGA1版《资本论》第1卷编辑组负责人霍斯特·弗罗里希（Horst Fröhlich）在克洛普和尼克斯多夫的计划的基础上探讨了如何在MEGA1版《资本论》第1卷中展现各个版本异文的问题。总体而言，弗罗里希的构想与克洛普和尼克斯多夫相比存在两点不同：第一，弗罗里希并未选择德文第2版，而是以德文第4版为基础；第二，克洛普和尼克斯多夫主要是进行德文第2版与法文版的对比，而弗罗里希则扩大了对比范围，主张将德文第4版与包括德文第1、2、3版以及法文版、英文版等在内的其他版本进行对比。但是，弗罗里希的构想同样随着编辑组的人事变动而夭折，他的继任者洛塔尔·波尔茨（Lothar Bolz）并未完全遵从他的想法，而是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波尔茨认为，现在的异文都是与德文第4版进行对比的产物，但是这样的对比方式不可能展现异文的演进历程，因此要采取逐级递进的异文对照方式。“德文第二版和第一版、德文第三版和第二版、德文第四版和第三版、法文版和德文第二版、英文版和德文第三版、考茨基版和法文版等相对照，就是为了展现异文的内在发展逻辑，从而克服此前弗罗里希所采取的单纯将各个版本同德文第四版进行对照的纯粹外在的异文编制方式。”虽然波尔茨的构想最终也未能实现，但在将近半个世纪后，MEGA2以独立卷次出版《资本论》各个版本的做法，以及对标明各版差异的《异文索引》的收录，无疑实现了波尔茨提出的“展现异文的内在发展逻辑”的主张。
三、库钦斯基版是否实现了马克思的构想？
为了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由库钦斯基编辑的新版《资本论》第1卷于2017年出版。该版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德国学界的热议，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库钦斯基在新版《资本论》第1卷的封底指出：“这一版是基于马克思曾打算但不能实现的构想，即仔细对比《资本论》德文第2版与法文版并首次将这两版优点结合起来的一个版本。卡尔·马克思已不能以他在1881年底所构想的方案出版他的巨著的第1卷。关于他逝世后出版的众多版本的争论，主要焦点始终是，对于德文第2版而言，马克思亲手在法文版上做的修改在何种程度上应该被考虑？……新版就是基于这种必要的比较，但不仅仅是德文第2版与法文版，而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编辑的全部版本和译本的比较。通过这样的比较，新版实现了一个当年在莫斯科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已经启动、但随着研究院解散（1931年）而未实现的计划。”由此可知，库钦斯基版的独特价值就是以德文第2版为基础，与包括德文第3、4版以及法文版在内的版本和译本进行对比，收录与德文第2版存在出入的异文，通过再现异文的方式实现《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的构想。库钦斯基认为，通过相关的书信和材料可知，以德文第2版为基础，补充法文版有益的内容，是马克思本人的构想，但恩格斯在后来的编辑工作中没有将这一构想贯彻始终，这就导致了一直没有一部能够完全再现马克思构想的版本，而他的新版正是为了实现马克思构想的一次尝试。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考察库钦斯基版的编辑理念，可以为我们评判这一版的编辑得失提供基础。
（一）马克思构想中的《资本论》是“Kotamination”的产物吗？
在考察了马克思的多封书信后，库钦斯基认为：“从致左尔格和丹尼尔逊的信中可以明确，马克思不仅向美国版而且向俄文新译本提出了将德文版与法文版机械地综合起来的建议。今天在编辑学上，德语称之为‘Kotamination’的产物——即对自己作品的污染或亵渎——浮现在作为作者的他的脑海里。”在这里，库钦斯基将马克思修订《资本论》德文第2版的构想视为 “Kotamination”的产物，无疑是想强调自己比恩格斯更彻底地实现了马克思的构想，从而彰显其新版的合法性。但是，考察当时出版《资本论》的历史背景就会发现，以法文版修订德文第2版并非马克思的最初构想，毋宁说是折衷的考虑。在校订法文译文的过程中，马克思意识到德文第2版需要继续完善，随即开始亲自修订德文第2版，这些修订反映在恩格斯发现的德文自用本上，只是后来由于马克思的健康状况以及创作《资本论》第2、3卷的急迫性，修订德文第2版的工作始终难以完成。而出版商又提出了出版德文第3版的请求，友人们也在不断问询如何出版《资本论》的外译本。这些现实情况迫使马克思不得不迅速完成德文第2版的修订，为此他只能利用已经校订过的法文版来完成这一工作。因此，德文自用本前半部的修改是马克思亲笔完成的，后半部则采取了用《编辑说明》指示的法文版替换德文第2版的方式。
所以，用法文版实现德文第2版的修订并非马克思的原初构想，毋宁说是他面对实际情况的折衷处理方式。马克思对于创作和出版《资本论》肯定有他自己的想法，只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解这些想法是什么了，但可以确认的是，库钦斯基将马克思的构想视为“Kotamination”的产物，只是单纯用法文版修订德文第2版，这无疑违背了作者本人的意图。
（二）恩格斯编辑版是“徒劳无益”的工作吗？
库钦斯基认为，恩格斯在1886年4月29日致左尔格的信中对《编辑说明》的消极态度实属无奈之举，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在处理自用本修订时忽略了一些东西，存在编辑上的错误或误解，意识到自己的编辑工作是从一个完全错误的前提开始的，因此，虽然大部分工作是在他非凡的知识和责任心的支持下完成的，但最终却是‘徒劳无益’的”。库钦斯基将恩格斯编辑完成的《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3、4版视为“徒劳无益”的产物，同样是在为其新版的合法性寻求支撑。在他看来，由于没有完全遵从《编辑说明》的指示，因而恩格斯编辑的版本未能实现马克思的构想。这样的看法显然无视了恩格斯对《编辑说明》属性的评判。
首先，恩格斯意识到《编辑说明》的写作时间比较早，而且是为美国版创作的，其内容已经包含在德文自用本和法文自用本之中，因此这份材料不足以支撑修订德文第2版的工作，而依据两部自用本完成修订工作完全能够实现马克思的构想。其次，恩格斯在德文第3版序言中也提到，马克思“多次作过口头指示”，确保他能够始终沿着马克思的想法走下去。最后，面对对恩格斯编辑工作的质疑，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考茨基在其普及版的“编者序言”中提出的问题：“我们设想一下，我成功地重复了恩格斯花了将近10年所做的巨大工作，且在这一点上或者那一点上得出了不同于恩格斯的结论，那么读者能够凭什么来确证，恰恰是我的理解而不是恩格斯的理解更加接近马克思的思路呢?”这是任何对恩格斯编辑版持否定观点的学者需要解释的，而作为其中的一员，库钦斯基无法告诉我们答案。
（三）库钦斯基版《资料卷》比MEGA2《资料卷》提供的《异文对照表》更有助于再现《资本论》第1卷各版之间的关系吗？
库钦斯基版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除了纸质版之外，编者还为读者提供了一张基于MEGA2制作的、收录了《资本论》第1卷各版异文情况的USB卡，即电子化的《资料卷》，以便用这种方式再现各版本之间的联系。众所周知，文本异文再现工作是MEGA2的重要任务，MEGA2第二部分第5—10卷收录了包括德文第1—4版、法文版和英文版在内的马克思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1卷全部版本。借助包括异文、作者修订以及自用本中的边注和其他评注等在内的详细信息，MEGA2的编者们不仅提供了《资本论》第1卷的全部创作材料，而且为了展现各版差异还制作了一些异文索引，例如，MEGA2II/7卷的《法文版与德文版出入索引》，MEGA2II/10卷的《德文第三、四版未采用法文版出处索引》。对于这些材料，库钦斯基指出：“对我来说，这些索引是制定新版中具有历史考证价值的《资料卷》不可或缺的基础，但《资料卷》采用了与MEGA2完全不同的编排方式。在多达六个不同的异文索引中进行搜索，不仅费力费时，而且更困难的是，基于索引分散于各卷的事实，为了版本考证的分析，很多情况下必须忽略不同修订之间的本质关联。”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库钦斯基制作了电子化的索引，将分散在MEGA2各卷中的异文索引合并起来，以便读者能够对各版之间的异同一目了然。客观而言，编辑一部记录各版文字差异的完整版异文索引确实能够让读者从整体上把握各版之间的联系，但是并未带来使用上的便捷。库钦斯基版《资料卷》多达944页，包括的版本符号将近20种，展现版本关系的指示甚至更多。在这种情况下，明确各种符号的含义，并准确地对应文字内容，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并非易事。因此，事实上，无论是使用库钦斯基版《资料卷》，还是使用MEGA2第二部分的《资料卷》，都需要读者的耐心和毅力。
总体而言，在MEGA2已经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各版本之后，库钦斯基还要推出新版，无疑是他试图复原1930年代在苏联夭折的众多出版计划的一次尝试。虽然他完成了一部所谓遵循马克思构想的版本，但却忽视了作者原初构想的具体所指，且无视恩格斯对马克思遗留材料的谨慎态度，抛出恩格斯的编辑工作与马克思的构想相背离的观点。因此，库钦斯基版是很值得商榷的。
四、结语
大村泉于1989年提出的“我们应将《资本论》第1卷的哪个版本视为马克思的最终版”的追问重新引发了理论界关于“《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问题”的争论。回顾《资本论》研究史可以发现，对“《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问题”的讨论早在恩格斯逝世后再次编辑《资本论》的过程中就开始了。今天，对这一问题的阐释和论争已经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考察有关这一问题的百年争论，为我们重新理解《资本论》第1卷的创作、编辑和出版过程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第一，我们不应该纠结于到底哪一版才是《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而应关注各版之间的多重关系。1914年，以德文第2版为基础的考茨基普及版的问世拉开了争夺《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地位的序幕，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考茨基版以其通俗性得到了广泛传播。1933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主持编辑的莫斯科普及版问世。该版不满于考茨基随意使用马克思的材料修改《资本论》第1卷的做法，为了捍卫马克思与恩格斯思想的一致性，将恩格斯编辑的德文第4版推上《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的位置。于是，在《资本论》第1卷的版本世界中，究竟应当将德文第2版还是德文第4版视为最终版成为编辑出版普及版的焦点所在。而在编辑莫斯科普及版的过程中，编者们提出了在编辑第1卷时必须考虑法文版异文的建议，由此将关于《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的论战导向了另一个方向，即法文版异文应在多大程度上被德文版所采纳。后来的MEGA1工作报告拓展了这一编辑思路，提出不仅要用德文版对比法文版，而且要对比各版之间的差异，捕捉异文形成的内在逻辑。因此可以说，以服务学术研究为目的的MEGA1开始淡化《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这一问题的有效性，不再去争论最终版究竟是德文第2版还是德文第4版，而是通过比对异文揭示各版之间的差异来证明《资本论》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版本，因为最终版的提法会以主次视角看待各个版本，而不是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资本论》的创作过程。
第二，对“《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问题”的争论从侧面反映出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是一种差异性互补关系。马克思在世时留下了修订德文第2版的相关材料。在他逝世之后，恩格斯利用这些材料完成了修订德文第2版的工作，出版了德文第3版和第4版。在出版过程中，恩格斯对马克思遗留的材料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这从他对《编辑说明》的认识上可以得到证实，即仅仅部分使用了这份材料。这是因为恩格斯意识到，《编辑说明》是为美国版所准备的材料，已经缺乏时效性；与此同时，法文版与德文版相比有些地方进行了简化，完全遵照《编辑说明》的指示用法文版替换德文第2版“也已经成为过去”。所以，他在马克思的多次“口头指示”的指引下完成了修订德文第2版的工作，这在当时无疑是最妥当的处理方式。可以说，以恩格斯未完全遵照马克思构想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的例证是站不住脚的，恩格斯是出于完善《资本论》第1卷的目的修订了德文版。因此，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1卷足以证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关系是一种差异性互补关系。
（作者简介：王旭东，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MEGA2与《资本论》第1卷最终版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23-01-30 09: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