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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丹阳: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危机和“驯服”全球化

 

 

冷战结束标志着以自由资本主义和民主制为内核的西方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的全球扩散,伴随而来的是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将整个世界连接起来。在过去的20多年里,人类财富迅速增长,技术革新一再加速;与此同时,经济危机、政治动荡似乎也更加频繁,影响也更为深远。面对随着全球联系深化而来的不确定性,人们对全球化的信心正在出现动摇。以主要工业化国家从全球化(或一体化)的主动后撤以及保守乃至极端主义政治势力的上台或兴起为标志,全球化正在面临危机。事实上,全球化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加剧不平等、引发危机的双重属性,这是由全球化的本质决定的。即:以资本、人力等各要素的自由流动来构建一个更小、更开放、相互间联系更紧密更深刻的世界。这一本质并无好坏,将其负面效应放大的是政治现状和对全球化的管理不力。因此,对全球化的推动和利用应是一个强化其正面效果而限制、缓解其消极影响的过程,不能放任其自由发展——这也正是当下世界正面临的危机的主要根源。本文将从考察危机根源,全球化双重属性的机制,以及如何放大正面作用、消减负面影响三方面展开,探讨西方国家将如何渡过当前危机,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全球化,以及中国在此过程中的可能贡献。

一、问题根源:经济危机还是文化焦虑?

尽管学术界和观察家们对当前世界面临的政治经济危机及逆全球化浪潮少有异议,但对其深层次原因却充满分歧。

()周期性循环:经济危机引起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

关注经济因素的学者将此番逆全球化浪潮以及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的根源归结为自由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相关政策。归纳历史就会发现,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政策在左(凯恩斯主义、大规模刺激和政府干预)和右(小政府、去管制、自由贸易等)之间摇摆,呈现出相当明显的周期性和规律性;这种政策摇摆带来了经济、政治危机,同时危机也推动政策的转向,两者相互作用。具体来说,受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近乎天然的影响,西方国家早期大多推行以自由贸易为主要内容的自由主义政策,希望以“看不见的手”来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但一段时间后,由于自由放任资本主义自身的缺陷以及政府失位,经济危机爆发,生产停滞、通货膨胀、失业率攀升。此时国家政策会转向政府干预和大规模刺激,通过扩大政府职能和加强干预来重振经济,缓解滞胀。但在经济危机基本结束以后,自由主义再次抬头,新一轮周期开始。

政治动荡与混乱则几乎总是紧随经济危机发生。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国家领导人的初衷是以市场的活力和创新来带动经济发展、达到全社会最优状态,但自由主义下资本的自我积累和不平等的加剧等却阻碍着这一目标的实现。反倒是缺乏必要管制带来的过于宽松的经济环境,使得资本的自我逐利特性被成倍放大,引起部分国家的虚假繁荣和经济泡沫。其后果是少数群体获得暴利,却以其余国家和人群的利益受损为代价,最终引发经济危机。危机在受害最严重、对现状最不满和对未来最缺乏信心的一部分人群中引发恐慌,极易升级为民粹浪潮和极端主义情绪,给政治煽动家和机会主义者提供可乘之机。这些阴谋家通过极端言论迎合民意,煽动底层百姓,向他们许以上台后彻底改革现有政治架构、重建清明之治的诺言,以换取他们手中的选票,从而获得政权。

最典型的例子当属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如果以19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计算,1914年一战爆发时,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半个世纪左右。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发展不均衡加剧了世界经济结构的畸形,美国试图以信用扩张带动经济发展,最终导致了192910月份华尔街股市崩盘,这成为大萧条的开端。尽管对于危机的根源究竟是市场失灵还是政府干预过多仍有争论, 但这次经济危机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危机却是不争的事实。经济不景气对底层工薪阶级的打击最大,饱受物价飞涨和失业之苦的社会中低层认为国家已经被精英控制,而自己则是被抛弃的群体,未来希望全无。他们期盼一位“救世主”的出现,他能够打碎无能腐败的现行政府,革除一切弊端,真正为人民服务,带领他们达到梦想的黄金时代。于是极端政客成了“最佳”候选人。

()线性发展:文化焦虑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转型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是一个漫长而深刻的过程,其中伴随着诸多传统价值和联系的破坏。当很多人感觉到自己所珍视的政治社会文化传统被侵蚀以后,就会产生迷茫和困惑感,加之所谓“左”“右”翼政党在经济政策上的实质性趋同,文化及意识形态因素的重要性正在超越经济因素。工业革命以来,各个国家都在经历现代化过程中的深刻变革——这既带来了繁荣和发展,但也破坏了传统社会的秩序、联系和信任。原有价值联系的断裂为经济增长不均衡、政治扭曲以及社会动荡提供了土壤,专制政权、种族屠杀以及世界大战等政治灾难孕育其中。当前的逆全球化、民粹主义浪潮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不同社会在经历上述变迁时的消化不畅和负面反应。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则滋生着动乱。

在此背景下,文化差异变得越来越重要,经济因素和收入水平只不过构成这一差异的表象特征。从2009年极端保守派“茶党”的兴起,到今天“特朗普旋风”横扫美国,各种民粹主义色彩强烈的政党在欧洲兴起,这都反映了民众期望与政治现实之间的某种巨大割裂。移民大量迁入、原有政治价值淡化褪色、公民社会不复存在,这是相当多普通西方民众眼中民主政体的当前图景。他们因为往昔浪漫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精英阶层把握和控制政府以及主流政治家的低效守旧而感到愤怒,这种情绪最终转化为对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等政治人物的支持。另一方面,“左”“右”翼政治派别的经济主张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逐渐靠拢,都偏向自由主义,并在冷战结束后达到顶峰。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和此后政治动荡的扩散,包括自由派在内的政党都靠向了所谓混合经济,即加大财政支出和国家干预以促进经济发展,共和党人特朗普的经济刺激计划甚至比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规模更大。正是在此意义上,观察家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断言,当今时代的政治仍未逃出20世纪以来以左右意识形态区分的政治,文化因素在其中占据核心地位,具体选举模式巩固了这一区分,而经济因素不过是这一区分中的表象。更严重的是,与经济领域恰好相反,美国的政治极化现象越来越严重,主要党派之间的分歧前所未有地扩大了。相关研究显示,20112012年间的美国第112届国会中,最温和的一部分共和党议员几乎都要比最保守的民主党议员更保守。这种分裂也说明了民众对政治制度的不信任,人们选择特定党派或候选人主要是出于对对立派别和候选人的厌恶,而非有多么赞同其所支持党派的立场, 即福山所说的否决政治(Vetocracy)

二、全球化的双重属性与政治经济危机的加剧

事实上,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文化焦虑,其反映的都是同一历史进程,只不过关注重点不同。经济因素和政治文化因素从来就是相互联系的。经济境况是决定社会文化和心理的一个基本因素,而政治和文化则是一国经济表现的晴雨表。以此次逆全球化浪潮来看,经济不景气动摇了人们的信心,而这种弥漫全社会的焦虑心态放大了事态的严重程度,加剧了危机。这一相互作用在更长时间段内也同样适用,全球化在此长周期内发挥了催化剂作用。

自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转型并非线性和均衡的,而是呈现周期性起伏,甚至间或伴随着倒退。首先,转型和变革在西方国家率先开始,其他国家落后。英法美等国凭借先发性优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遥遥领先,并率先启动了向现代化国家的转变。这些先行者的优势是巨大的:非但不会遭遇后来亚非拉国家转型过程中极为不利的外部环境,反而可以强夺和利用其他国家的资源为己所用。其次,同一时期的国家、同一国家内的不同地区的转型进程未必均衡,这与政治、历史、地理等诸多因素相关。其客观后果是,一些国家或地区转型顺利,迅速实现了现代化,而另一些国家或地区则不那么幸运。第三,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其转型过程中积累的问题多以周期性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主要是因为,在西方国家对外扩张一个多世纪以后,整个世界都已经被卷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因而周期性危机这一特点也扩散至全球范围。第四,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看,不同国家或地区的转型进程并非相互割裂,而是在空间与时间上相互联系并影响。先发工业化国家一方面将自己的发展模式和经验推广给其他国家,甚至以强力剥削弱国,另一方面其发展成果也吸引着后发国家的各种要素的流入。这种互动的确帮助很多发展中国家加快了转型速度,但同时也造成了转型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很多后发国家的原有社会结构、政治文化及经济基础已被破坏殆尽,以西方为模板的现代国家体系却因为水土不服而迟迟建立不起来,有的甚至陷入不进不退的“灰色地带”长达几十年。转型期的政治经济危机在此期间集中爆发。最后,作为新时代具有强大整合力量的全球化极大地强化了这一相互影响和作用。全球化让世界变得更小、更扁平、更复杂,这意味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乃至不同个人之间的联系都前所未有地紧密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发生的事态都有可能给其他看似不相关的地区或个人带来影响,危机更是如此。以难民问题为例,欧美国家在远离本土上千公里之遥的中东地区推广民主甚至发动战争带来的地区动荡,最终会以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的形态影响到本国国内的政治走向和社会稳定。

()全球化的双重属性

如前所述,全球化的实质是资本、人力、商品、技术等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造就一个更小、联系更紧密,同时更复杂、更不确定的世界。这一本质决定了全球化的双重属性:一方面,逐渐消弭的国界、更加扁平的组织结构降低了各种成本,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繁荣。新技术溢出、现代化管理理念的扩散以及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都推动了物质财富的几何级增长,而经济繁荣又反过来推动科技创新和扩散,将全球化推向更高阶段。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带来的扁平化和流动性让政府尤其是个人更加脆弱无助,这加剧了各个层面的不平等。面对要素流动的自由度和随机性增加,加上跨国界联系更加紧密和扁平的趋势,主权国家的组织形式越来越难以管制发生在本国境内的事态,也无法有效抵御他国事态对自身的影响。对个人而言更是如此,拥有更多资源要素的人往往也是适应全球化最好的人,他们在全球化时代如鱼得水,而本来就处于弱势、难以搭全球化便车的人则被越甩越远。同时,全球化强化了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中市场的力量,也强化了其逐利性特征、加剧了不平等,成为经济政治危机的加速器。

一方面,全球化对生产力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经济发展依赖劳动力、资本、原料、技术、管理等要素,而全球化则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这些要素的最佳配置,以最低的成本实现效益的最大化。曾经阻碍技术扩散、信息交流和资本流动的因素在全球化时代正在被清除,需求方能轻易得到其所需要素,并以极低成本投入研发或生产。更重要的是,全球化造就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组织模式,它讲求点与点之间的直接联系,推动一种上下层级更少、横向联系更复杂的扁平化社会组织模式的产生。在这一过程中,技术进步尤其是信息科技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传统世界的政治力量还在缓慢调整步伐以适应时代变化时,技术的爆炸式扩散却将世界迅速联系了起来,并日益将政府等传统势力推向边缘地位。在全球化浪潮中,技术更新、社会组织模式和思维方式变革在更深层次上促进了效率增长和财富增加。

另一方面,全球化也在破坏稳定和加剧不平等。首先,更多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各种问题的复杂联系意味着政府在更大程度上被削弱了。对各国政府而言,诸多要素中冲击最大的是人和资本:资本的逐利性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大量移民则给当地原有政治经济秩序、历史文化传统带来冲击。国际“热钱”的大规模流动导致部分国家经济泡沫破灭、最终引发经济危机的例子已不少见,而自2014年以来持续发酵的难民危机和移民大潮则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容易引起焦虑和恐慌。正如扎卡里亚所断言的,大规模移民成为全球化的最后一道关卡, 也将引起更大危机。同时,从跨国公司到全球整合性企业(globally integrated enterprises),全球化时代下的巨型企业拥有了不弱于主权国家的权力。它们如此强大、与各国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传统国家和社会在面临这种挑战时无能为力。其次,距离的拉近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更容易相互影响,引发人们的不安全感。全球化促进了不同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交流,同时也使人们更容易感受到发生在其他国家的震荡。在一个以即时网络通讯工具来认知外部世界的时代,片面、偏激、互相仇恨的情绪传播起来更加容易。在碎片化、情绪化的个人主义时代,政治动荡带来的危险更加分散和不可预测。再次,全球化天然地具有加剧不平等的倾向,这种倾向根源于现实世界的不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掌握资源的人永远是少数,而资本的逐利性特征则会使资源越来越集中,贫富不均越来越严重,全球化则加快资本集中速度、加大集中程度,将不平等推向极端。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是全球化过程的获益者,相当一部分人被甩在了后面,并未获得全球化红利。具体而言,在全球化中处境日益不利的群体主要有两大类,一是多数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多数普通公民,他们因为自己国家的弱势而天然地处于弱势地位;二是发达国家里只有中低教育水平、技术不熟练的中年以上工薪阶层,他们在全球化时代下的全球产业转移中处于不利地位。研究显示,特朗普的核心支持群体就是以白人、中年、劳动阶层为主,教育程度一般在高中以下,多集中居住在美国南部“圣经地带”和东南部阿巴拉契亚山区贫困地带。另外,全球化进一步深化了全球经济联系,国界的重要性日益淡化,因而以个人为单位的世界范围内的财富不平等在相当程度上取代了国别间不平等。信息技术革命加剧了这种不平等。

对于本轮金融危机及接踵而来的逆全球化浪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自由主义政策负有重大责任。冷战结束后西方对自由民主胜利的喜悦、对全球化扩展的乐观掩盖了其负面作用,全球化在几乎毫无质疑的情况下高歌猛进。当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夫人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联手推动新一轮自由主义浪潮的时候,他们相信自由流动的资本也会成为更加公平的资本,促进经济均衡发展。事实证明两人对自由主义政策有些过度乐观——美国以信用促繁荣的超前消费型经济最终引发了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而流动资本大量涌向希腊、西班牙等南欧国家,造成经济虚假繁荣并最终引发债务危机和国家破产。有学者将欧洲债务危机直接归因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欧盟政策的自由化转向及其建立一体化市场的努力,认为法国左翼领导人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及其财长雅克•德洛尔(Jaques Delors)——后担任欧洲委员会主席——没能“顶住压力”坚持国有化及政府管制的左翼政策,为了与其他西方国家保持一致而转向更“先进”的自由主义政策。这直接给欧盟此后的财政和经济走势定下了基调,成为如今危机的祸根。这种判断未免夸张,但并非全无道理。

()全球化管理不当与逆全球化危机

全球化本身并无优劣,重要的是怎样善加利用。其自身的双重属性及当前的逆全球化危机,很大程度上凸显出各国的全球化管理危机,这要求国家机器和社会机制顺应时代要求加以改革。

尽管具有双重属性,全球化的积极面总体上仍大于消极面。然而也正是这一认识客观上导致了全球化的管理危机, 因为政治、商业、学术精英们并未充分重视管理全球化消极面的机制建设。制造业的全球再布局让发达国家底层工人阶级丢掉了工作,个别地区的战争动乱产生大批涌向欧美的难民,给迁入国家带来多方面冲击。全球化时代的不确定性在诸多层面加深了人们的焦虑和隔阂,极端思想和民粹主义比以往更容易滋生。这些原本应被社会吸纳并尽可能消除的问题未得到现有主流政治的足够重视,它们不断积累并最终演变成为系统性危机。当危机已然爆发时,各国领导人发现他们面临重大困境:人民对政府机构丧失了信心,希望彻底推翻现有建制、推动全面改革。主流政治的改革计划却都是在既有框架下追求稳妥的渐进主义措施,离普通民众的期望太远。正因如此,政治极端派利用民众心理,通过迎合其诉求而获得底层民众支持。从西班牙“我们能”党(Podemos)到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从德国另外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到奥地利自由党(Freiheitliche ParteiÖsterreichs), 很多西方国家都有滑向民粹主义的危险。

这一场景很难不让人回想起纳粹德国。法西斯主义也兴起于经济高速增长后的危机期,其特点有:大量外国移民迁入、不平等加剧、失业率升高等,这都为希特勒的崛起提供了土壤。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整个欧洲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多年以后的大萧条席卷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民粹浪潮也并非只发生在一两个国家,但最终却只在德国、意大利等少数国家形成气候,其他国家的“民主制度”则成功抵御了危机侵蚀。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政权——主流政治家及各领域精英——在面对民粹浪潮时的应对措施不同。德意等国的主流政治不断向极端分子及其支持群体妥协,最后甚至几乎没有抵抗地全盘交出政权(如兴登堡),使整个国家陷入极权统治,最终走向毁灭。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建制派或传统主流政治家则早早意识到了任由事态发展的危险性,在危机发酵引起政局变动之前及时采取措施,保证了“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转。这些应对措施基本上是建制派的渐进主义和民粹运动的全盘改革的结合体,既充分吸收了广大底层民众要求变革的声音,同时又能将其纳入现有政治框架中,不致引起政局的根本性变动。也即是说,经济危机的最大危害并不是它所造成的经济动荡,而是既有政体在面临这种动荡时的应对不力。这一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情况,如果当政者和建制派力量对当前危机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不能做出反应的话,事态很可能会继续恶化。

三、“驯服”全球化:强化正面效应,减轻负面效应

无论是挟冷战获胜之势推进全球化的西方国家,还是为发展经济而加入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家,他们都视全球化为实现繁荣的工具,甚至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却几乎无视了伴随全球化而来的一系列危机可能。尽管正面临逆全球化浪潮,很多人对全球化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总体推动作用仍深信不疑。因为,在金融危机和民粹浪潮之外,人们还看到全球化的种种利好:联系更紧密、更加充满活力的世界,社会公民权利的全球扩展,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推动国际体系更加多元平等,诸如易贝网(e Bay)、阿里巴巴(Alibaba)等科技和商业革命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改造,等等。除少数直接受害者外,大部分人尽管抱怨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加剧,但他们的收入毫无疑问增加了。这个世界仍一如既往甚至比危机前更需要全球化,某种程度上应对当前危机的关键也在于更深层次的全球化,它的好处将是推动世界继续进步的最重要力量之一。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长处,就需要消减和缓解其负面作用。

()继续推动全球化和经济发展

工业革命以来仅仅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人类社会创造的财富就远远超过了之前数千年的财富总和,20世纪末开始的全球化浪潮和信息技术革命则再次更新了经济增长模式,科技和商业的互动构成了经济增长的最强大动力。经济增长始终是解决人类社会中各种问题的根本,它在所有层面上丰富人类解决问题、推动进步的手段。科技进步和知识革新将人类的认知盲区向外无限延展,财富增长则将知识革命变为现实,两者构成了经济增长的两根支柱,人类生活水平也显著提高。虽然这种生活水平提高在全球任意地点并非都是均匀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全球大部分人的生活相比以前都改善了。值得指出的是,在前工业化时代及(一定意义上)前全球化时代,由于整体经济增长速度较慢,人们对不平等加剧的直观感受并不强烈。但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贫富差距被成倍放大,这种短期内的不平等迅速拉大给落后者的落差感更强烈。另外,全球化同时还拉近了距离,使得差距更加直观可感,原本“与世隔绝”的落后群体发现自己无处可逃,被推向全球化大潮的边缘。

任何一种变革都不是零危害的,进步的同时必然伴随着一系列负面效应,全球化也是如此。但如果将其置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期就会发现,全球化正面作用的不均衡只是短期的,它的红利终将润泽全人类——当然,前提是采取有效的管控措施。事实上,人类社会已经多次见证了类似过程的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初,暴力革命和政权垮台对仍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的西欧诸国而言显得并不遥远,社会急剧转型,“羊吃人”运动将贫富差距拉大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在度过这段震荡期后,这些国家最终一步步发展成为在社会经济各方面领先全球的资本主义强国,绝大多数人都拥有较高生活质量。因此,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如何有效应对变革带来的消极影响,确保全球化浪潮不会退去,最终惠及所有群体,而不是因噎废食,抛弃全球化。

()建立更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

以长期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来最终“润泽”受全球化冲击的群体,并不意味着任由其自己在困境中挣扎;政府和社会要采取措施保障他们的境况至少不会持续恶化,不会被冲击彻底击倒,以免引发更大动荡。为实现这一目标,在两个方面改进社会保障措施是必要的。短期而言,以二次分配为主的直接资金补贴可以给弱势群体提供最有力支持。对受全球化打击的人群而言,适应新的竞争环境并不容易,往往需要一段时间的学习或培训,在此时间段内,由政府部门直接发放的补贴将尤为重要。尤其在民粹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保证这一群体的境况不会继续下滑,二次分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另外,公平有效的二次分配体系本身就是一个运转良好的社会所应具备的要素之一。

长期来看,由政府与社会支持的二次就业培训和相关教育课程是帮助弱势群体走出困境的关键。仅靠政府救济并非长久之计,重要的是保证其在全球化时代中重获竞争力,虽然这并不容易。庞大的中产阶级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经济繁荣创造了足够多待遇优厚的职位。在全球化中,中产职位并未减少(事实上甚至增加了),它们只是在全球范围内被重新配置了而已。留在发达国家本土的,几乎都要求有更高教育水平和技术的岗位,而以往从事低端工作的工薪阶层则无法胜任这些工作。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反对全球化最激烈的人群,往往是受全球化冲击最严重的人群。皮尤研究中心最近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美国就业市场中,要求中等以上教育水平、技术水平和工作经验的工作岗位数量由1980年的4900万增长到了2015年的8300,占总就业岗位的68%;另有超过87%的就业者或求职者认为新的技能和培训对于职场成功而言是至关重要或者重要的。这些培训应包括:以全球化竞争为导向的二次就业培训,包括基本国情、全球形势等的基础教育,以及相关的就业信息服务。这些技能储备能帮助他们在全球范围的产业重组中找到更稳定的新工作,最终帮助他们重新加入中产阶级并成为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者。当然,政府同时也要保证经济运转良好以创造足够多的就业岗位。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良好运行的保障,更是危机时的稳定器,面对逆全球化浪潮,西方国家需要更有效、更精准的社会保障。

()强化早期预警和响应能力,提振公民信心

民粹主义危机演化到今天这种程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各国在危机显露之初并未给予充分重视,也未采取应对措施,以致在危机最终爆发时无能为力。主流政治的共同点就是对新问题不够敏感,难以做出及时和准确的反应,最终往往使小问题升级为大危机。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信息更新速度快,社会多元而复杂,传统政府机构和政治家在面对新挑战时显得难以跟上节奏。此次逆全球化浪潮可看作西方社会的长期弊病积重难返,并在经济危机的诱导下集中爆发,给现行体制以重创。

在面对迅速变化的社会和民意时,政府应当更加开放、自信和灵活。这不仅涉及治理结构的改革,也包含思维方式和心态的变化。一方面,应当改变以往政治中的党派相互攻伐、政策落实缓慢的状况;贴近底层民众,不仅听取他们的意见,更要尽力实现其诉求。另一方面,在意识到问题后应当重视并加以解决,而掩盖或拒绝承认问题的存在,甚至企图通过强行压制来“消灭”问题只会适得其反。即便短时间内很难扭转现状,但至少应表现出积极态度,以提振政府公信力。当希拉里连如何刷卡进入纽约地铁闸口都不知道、邮件丑闻频频爆出时,不难想见她和她的民主党在选民心中是何种形象。在焦虑的民众看来,一个反应迟缓、行动无力的政府就是一个被精英控制的机器。在此情况下,重建政府在民众中的形象是首要任务。

()重视移民问题的社会和文化冲击

作为全球化中最重要的流动要素,移民问题值得专门讨论。尽管具有相似性,但移民和难民问题在影响逆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义方面却有本质不同。移民是全球化的后果和组成要素,它对接收国的影响主要在社会和文化方面,而难民则主要带来经济和政治影响。人们对于迁入移民的排斥主要来源于文化和心理因素,他们害怕移民稀释本社会原有属性、核心价值观乃至于民族特性,最终造成认同危机和社会分裂,如美国人对“我们是谁” 的质疑。至于移民会夺走本地居民的工作岗位和社会福利,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片面认识的以讹传讹以及政治家们的竞选说辞。移民通过合法途径进入某一国家,同样要面临当地居民所面临的就业竞争,而且可能因为语言、文化、环境等方面障碍而更加困难。如果说有本地居民的工作被移民“抢走”,其中大部分都是不具备很高技术含量的中低收入工作。与此同时,拥有高教育水平的移民对本国经济发展和科技文化进步的促进作用则要大得多,这些人往往成为该国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退一步而言,即使本地人因为移民涌入而丢掉工作,但从长期来看,国外移民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竞争力和经济繁荣将超过前一部分损失。这样,问题又回到了长期经济发展和短期不平等上来。因此,移民造成的经济冲击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伪命题。难民则不同,他们在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涌入,多数为不合法途径,且难以保证受教育水平和各方面素质,短期内很难被接收国作为合格劳动力吸纳。更重要的是,某些恐怖分子会混迹其中伺机发动袭击。另外,移民在接收国往往大量聚居,有的仍保持其原有生活方式及习惯,或者不遵守当地法律法规,这对所在国来说是极大的经济和社会负担,长此以往将成为不稳定根源。这一情况我们在法国已经看到。

移民的确会带来文化冲击,但对它的恐惧很多时候却被放大了。首先,接收移民少、民族构成单一的国家确实更少面临由移民引起的民粹主义危机,比如日本。其次,即便是吸收大量移民的种族文化多元的国家,如果处理得当,也能最大限度避免移民带来的文化和社会冲击。法国政府禁止穆斯林妇女在公共场合佩戴“布卡”(burqa)头巾, 但现在法国的社会冲突和安全形势是欧洲最差的国家之一;荷兰也有大量穆斯林、黑人和亚裔移民,但由于自信、开放和包容的政策及社会氛围,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事实上,政府应当做的是以开放的态度尽量消减公众因为了解不足而对移民的恐惧和排斥情绪,而不是相反。若干简单措施就可以收到不错效果,如通过公益广告来宣传全球化及移民将如何使全社会在经济上受益、在文化上更加多元和具有活力,出台政策帮助移民适应当地文化,找到工作并融入社会,等等。

()强化国际合作、加强国际金融资本监管

进入全球化时代以来,金融领域越来越成为最不透明、不平等最突出的领域。全球化使要素流动更加便利,资本流动尤其如此。国际热钱在资本的逐利本性驱动下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转,不仅使操纵资本流动的金融大鳄轻松获得巨额回报,同时也给国际金融市场带来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此过程中,资本家们因为处于全球化顶端而总是能够在危机爆发时避免损失甚至从危机中获取暴利,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底层百姓则损失惨重。国界更松弛、国家间联系更紧密的世界需要各国、各国际组织之间更紧密的合作,以提高国际金融体系的透明度。

历史地看,对资本的放任最终必将带来市场失灵和经济危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会自动配置资源使其达到最优;但他同时也指出,如果完全对市场放任自流而不加管制,它最终会失调紊乱。因此,他又在另一本同样重要的著作《道德情操论》中强调社会规范和道德对市场的节制和平衡作用,但往往被后人所忽视。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新著《21世纪资本论》中重申了当今时代的同样问题。在他看来,资本收益率超过经济增长率说明世界经济已经陷入了不正常状态,这种不平等的持续将会引发更大危机。

结束语

人类社会进程总是在左右之间摇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对“历史终结”的乐观,西方各国乃至整个世界在自由主义方向上狂飙突进,既见证了信息科技革命对经济增长、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也经历了世界范围内不平等的加剧和普遍的不确定性。直到不久前时任意大利总理伦齐公开提倡并向默克尔等领导人兜售凯恩斯式的刺激计划,甚至连长久以来作为自由主义旗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承认,很多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政策是错误的。自由主义理念及政策对此次全球性危机负有的责任之重大可见一斑。与以往历次经济危机不同,全球化及其变数让未来更加不确定。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全球化的时代,越是面临不确定性,越应该保持开放,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都是如此。全球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同时也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在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世界中,只有足够开放、主动拥抱全球化的国家才能从中获益,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经历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目前出现在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浪潮和民粹主义是多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将其简单归因为全球化有失公允。相反,要走出这一轮危机、重新实现经济繁荣并克服全球化的可能负面效应,恰恰还要依靠更深层次的全球化。

中国可以在以下几方面对推动全球化作出贡献。第一,继续深化经济结构改革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保持增长势头。当前世界经济低迷的主要原因和表现有消费需求不足、贸易增长乏力、大宗商品价格下滑等,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贸易国,是世界经济增长和复苏的重要引擎。只要中国能保持较高速度的增长,就会持续为世界经济复苏提供动力,为全球化深化创造有利环境。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潮中,中国的作用尤显重要。其次,积极参与多边国际事务,包括积极建设更具包容性和符合时代特点的多边国际组织,推动国际秩序多元化和民主化。建设民主的国际新秩序需要更加积极主动的中国,更多元的国际活动也需要能够发挥作用的国际组织。现有国际组织在组织结构、活动方式上与全球化已有脱节,无法匹配其活力与挑战,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推动作用大大下降。中国应在实力增强的基础上在国际舞台上有所作为,积极参加国际事务、参与建设更加多元、更具包容性的国际秩序。亚投行通过深化与亚欧各国经济合作、促进各方经济发展,表明了中国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深化合作的意愿和决心,是“一带一路”倡议在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的具体落实。第三,推动科技创新,将全球化推向更高层次。科技发展与扩散是全球化的重要动力,也是经济增长的支柱,新一轮科技革命往往能够推动全球经济的又一次深刻变动。以科技促发展既是中国经济继续增长的要求,也符合全球化时代的基本特征。以物联网、大数据、智能机器人、生物科技、无人驾驶、航空航天等前沿科技领域为代表,新的科技革命正在酝酿之中,抓住当前机遇将是中国参与新一轮全球化的重要保障。应积极加大对科研创新的投资力度、加强官商学合作、鼓励民间创新。。最后,要缩小分歧、管控风险,为全球化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当前国际形势总体稳定,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也制约着政治安全方面的矛盾,但若干主要国家,如中美、中日之间的分歧及潜在的冲突可能仍令人担忧。尤其是全球经济不景气导致的民粹主义浪潮与长期存在的民族主义的结合,可能成为促使全球化退潮的导火索。中国应推动国际社会珍视来之不易的发展与合作成果,推动有关国家加强交往与磋商,建立对话机制和风险管控机制,避免矛盾升级导致冲突。

面对主要西方国家对全球化的怀疑,中国作为新兴的经济大国,承担着更加重要的角色。作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中国充分了解全球化对于自身及世界经济发展的意义,因此,无论由于何种目的,中国都没有理由任由全球化退却而无所作为。事实上,中国对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依赖程度不低于任何国家,推动它的进一步扩展,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唯一道路。另外,全球化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化和扩展的过程,任何停滞和徘徊都无异于倒退。中国需要而且唯一要做的,是坚定全球化信念,通过促进经济发展、加强多边合作、鼓励科技创新以及规避可能的风险等手段,推动全球化走向更深层次。

(作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

 

来源:《国际展望》2017年第1

发布时间:2017-08-25 13: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