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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习胜:论行业智库中马克思主义的“在场”问题

  近年来,我国行业智库发展迅速,不同类型的行业智库竞相展现其思想的力量,在特定领域的战略谋划或公共政策方面发挥独特影响。应该承认,绝大多数行业智库为党和政府、社会组织等科学、民主和依法决策提供了重要的智力支撑,逐渐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成为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少数行业智库仍不同程度地存在形式主义的做法,有的行业智库存在事务主义倾向,还有的行业智库存在为特定群体谋求特殊利益的问题。在以“思想”关切现实的特殊领域,行业智库是“关键人群”,其不良的“思想产品”极有可能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因而关注行业智库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而关注其中马克思主义的“在场”问题,不仅重要且很有必要。

一、行业智库中马克思主义不应“缺场”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一思想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任何阶级、政党乃至社会组织的思想都与其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就专司于对策性“思想生产”的行业智库而言,我国的行业智库与处于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联。

(一)马克思主义与行业智库之间具有功能上的包含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与行业智库的功能之间是否具有事理逻辑上的包含关系,具有怎样的包含关系?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明确马克思主义与行业智库各自具有怎样的社会发展指向及功能。

按常识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其功能之大、作用范围之广无须赘述。然而,相对于行业智库所要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功能可以概括为以下三方面。

  一是深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由对劳动异化、人的异化等根源追究而揭露资本主义社会不可克服的固有矛盾,在对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做唯物史观审视的基础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的运行秘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发现剩余价值的基础上给出了解决问题的革命性方案,即在肯定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变革,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所造成的现实矛盾。

  二是指出人类历史不再陷入恶的无限循环的可能路向。打破资本主义社会旧世界,就要建立新世界,马克思主义指示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给出了“历史之谜的解答”,那就是建立克服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的新社会——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实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个解决问题的可能路向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170多年来的坚定追求。

  三是根本性地解决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价值立场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及其价值追求非常鲜明,那就是要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和人的解放,要超越“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的基础上,实现“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那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坚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思想并不仅是观念的概念演绎,更是有实施策略并有伟大的社会实践之验证的。

  被视为“思想工厂”的行业智库,其工作旨趣主要在于解决经济社会、政治外交等重大现实关切问题。从行业智库的发展史来看,其功能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是谋划社会生产或生活中重大问题之对策,其方案直接影响相关者的切身利益。古代“智囊”充分展现了这一功能,那些“门客”“军师”“师爷”“幕僚”“谋士”专门为利益相关者出谋划策,以智辅“主”,为雇主谋取物质或精神的利益之最大化。现代行业智库特别是特定行业领域中的行业智库,主要任务及功能也是为“雇主”谋取特殊利益。比如,国外实业领域的高端智库往往就市场走向、财税问题等为“雇主”谋划最优对策,维护特定“雇主”的核心利益等。

  二是谋划重大战略问题或重大公共政策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向关乎社会发展和国运兴衰。这是古今中外行业智库最为引以为豪的功能。比如,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向意大利统治者进谏的具有战略规划意义的“君主论”,对意大利乃至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春秋战国时期苏秦、张仪的“合纵连横”,三国时期诸葛孔明的“隆中对”,唐代初期房玄龄与杜如晦的“房谋杜断”等,均深刻影响了所处时代民众的生活或朝代的命运兴衰。现代行业智库更是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外交等领域不断展现其上兵伐谋、未雨绸缪的思想力,比如,欧盟的欧亚互联互通战略、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蒙古国的“发展之路”、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波兰的“琥珀之路”等,对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发展的影响都不可小觑。

  三是行业智库的价值立场将对国家意志产生重大影响。比如,1947年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主办的《外交事务》杂志刊发的《苏联的行为根源》一文,提出了“遏制”苏联的主张,成为美国冷战时期“遏制战略”的思想基础。近些年来,欧美智库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抛出新的议题,比如,“历史终结”“金砖国家”“利益攸关方”“中国威胁论”等。2019年,“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非政府组织在祸乱香港问题上不遗余力。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与他们遏制中国的“对策”谋划密不可分。2019年12月2日,这些机构被我国外交部直接点名并实施制裁。这些智库的对策都带有浓厚的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色彩。

  众所周知,任何重大政策的谋划都必然涉及价值理念、社会制度和实践策略三个层面的问题。策略和制度只是手段,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价值理念及其实现才是目标和目的。以这三个层面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审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大地上的行业智库不难发现,尽管人类社会已迈入21世纪,但马克思主义所要解决的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问题仍然存在,其所追求的价值理念与解题路向仍不过时,只要我们追问行业智库的解题目的、考量其所面对的问题之本质,二者之间在功能上的逻辑关系就非常明显:马克思主义的功能是上位、全称性的,而行业智库的功能是下位、特称性的,前者包含了后者。因此,马克思主义是我国行业智库工作的前提遵循,是不应“缺场”的。

(二)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人民性应在行业智库的对策中得到充分体现

  马克思诞辰距今已200多年,科学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本质、性质、特征、发展规律及其道路的探索也有170多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仍在不断解释着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具有真理性和人民性。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没有随着历史的发展、时代的变化而过时或失效,是需要进行理论说明的。或许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当代英国学者特里·伊戈尔顿所著的《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复旦大学学者陈学明等所著的《中国为什么还需要马克思主义》等,才能在短时间内引发人们较多的关注。但从实践层面论,长期对一种理论的真理性进行自我辩护就不能不让人们产生疑问:如果它是真理,是为人民的,就应该有不证自明的公理性和合乎直观的感知性,为什么这种理论在解释和践行了近200年之久后还要为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价值立场进行自我辩护呢?难道马克思主义探索的改造旧社会、建立新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等都是不成立的?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无产阶级不再需要阶级解放、人也不再需要自由全面的发展?历史和实践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如果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价值追求的错误,也不是其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发生了本质性变化,那就只能是解题的具体策略出了问题。

  具体策略的错误可能出在两方面: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现实问题时有策略上的不当之处,二是某些行业智库的不良策略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直观判断。毋庸讳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继承者在解决某些具体问题时可能有策略上的不当之处。比如,《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十条策略与措施,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提出的十二条策略与措施,其中所涉社会主义革命究竟是采取暴力路径还是议会道路,如何将生产资料收归国家所有,如何取消商品货币,如何克服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等,可能存在不能普遍适用的问题。但是,并不能因具体策略不能普遍适用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人民性,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明确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就第二个方面而言,由于行业智库所给的对策事关社会政策取向和民众的福祉,虽其产品本身并不具有政策权威性,但一旦被采纳或宣扬却可能在诸多方面产生直观且深刻的影响,能够让民众切身感受到其“思想”是站在何种政治立场之上、究竟在为谁的核心利益代言。如果它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宗旨,就必然影响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判断。因此,如果要让广大民众切身而充分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人民性,就应该让那些深刻影响广大民众生存质量和生活方式的行业智库的对策,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行业智库是有可能影响到我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和公共政策的,在这样重要的“思想”平台上,马克思主义不应“缺场”。

二、行业智库中马克思主义不能“缺场”

  从应然事理来说,马克思主义在行业智库中不应“缺场”;从实然状况而论,马克思主义在行业智库中不能“缺场”。建制性的行业智库基本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开展谋划活动的,但也不排除其中存在形式主义等违背实事求是精神的问题;而非建制性的行业智库虽是在遵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和道德的前提下开展谋划活动,但其中仍然存在为特定群体利益代言的可能倾向。这些现象和倾向表明,行业智库中马克思主义不能“缺场”。

(一)行业智库中的形式主义做法违背了实事求是精神

  行业智库若能立足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以前瞻务实的研究成果咨政建言,用增信释疑的权威观点凝聚共识,就能够发挥其特殊的思想力量,助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近年来,行业智库的确在以不同的方式展现着当代中国智囊的正向力量。比如,对于2013年肇始的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南海仲裁案”,我国智库把对话会、研讨会开到了华盛顿、海牙、新加坡,在国际舞台上明确阐释了中国的主张,为树立国家形象、争取国家利益贡献了重要力量。再如,在国家发展战略的谋划中,沪浙江皖等省市的高校智库、媒体智库、企业智库,以及附属于相关政府部门的行业智库等,本着信息共享、共襄盛举的精神,为党和国家谋划推动相关省市整体发展的“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发挥了助推作用。

  然而,并非所有建制性行业智库都有如此良好的表现。随着行业智库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大,行业智库中形式主义等不良倾向也不鲜见,有些行业智库不是“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而是热衷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有些行业智库的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等情况。与这些形式主义做法互为表里的是,有的行业智库的研究成果不符合事实也不适合国情,有的行业智库研究人员的建言缺乏可行性,其“思想力量”不仅没有起到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还扰乱了党和国家政策的执行和民心的凝聚,违背了实事求是精神。比如,前些年在房价失控性暴涨的情况下,党和国家多次表明“房住不炒”的政策导向,但出于维护房地产领域特殊利益的考量,某位在房地产界具有智囊风向标的人物仍然鼓动不要抑制房价,提出所谓“农民工都可以在北京买房”等。再如,早些年的春运,返乡农民工“一票难求”,成为涉及千千万万农民工切身利益的社会现实问题,北京某行业智库的资深研究员却建言,春节期间“不应该让农民工返乡过年”等。

  聚焦当代中国现实中的重大问题,给出适切的对策回应,既是行业智库的功能定位,也是其不应忽视的伦理责任。行业智库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精神回应当代中国现实中的重大且亟须解决的真问题,诸如,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问题,国际环境的“危”与“机”问题,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的问题,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问题,生态环保与民生保障问题,社会治理中的短板与弱项问题等,才能立牢谋事之基、悟得谋事之道,而那些形式主义、哗众取宠、故作姿态的做法只会使其陷入随波逐流、进退失据的境地。

(二)行业智库中的事务主义倾向有悖于马克思主义价值立场

  1971年,保罗·迪克森出版了第一部介绍美国智库形成与发展的著作——《智库》,将智库界定为“独立的、非营利的政策研究机构”,即独立于政府机构的社会或民间组织。此后,“独立性”被有些人视为智库的必备品质。如果将这里的“独立性”理解为智库对其谋划的问题开展“独立”思考、“独立”研究,那是智库工作程序的独立性;如果将这里的“独立性”理解为“为了商业”“为了学术”“为了政策”而将行业智库区分为咨询公司、学术机构、现代智囊,那是智库功能定位的独立性;如果将“独立性”理解为“谋”与“断”的分离,行业智库仅负责解决问题的“谋”,而不参与对策采纳和实施与否的“断”,那是智库职责的独立性。显然,这些意义上的“独立性”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恰恰在于,有人认为“智库本质上是‘思想工厂’,需要有基于现实议题的思想生产、组装、销售与反馈的复合功能以及相关架构。在这个架构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增加政策研究的活力,显得非常重要”。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而市场竞争机制遵循的是资本逻辑,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基于这样目的开展的智囊谋划所谋求的只是具体问题的工具性解决,拒斥任何价值立场或意识形态干预。于是,“一些人将‘独立’引申为,智库必须批判,甚至反对目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当下政府”,这就严重误读了行业智库的“独立性”,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

  这种“独立性”取向本质上是以事务主义来定位行业智库的功能。这样的谋划缺乏政治远见和全局观点,不看大事和大局,只关注具体问题的具体对策。对这种思想方式和工作作风,毛泽东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庸俗的事务主义家……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奉行事务主义的行业智库往往打着“价值中立”的幌子,以为只是“谋事”而不持立场,没有政治性或阶级性。这是一种错误的立场和观点。正如有学者所批评的,“智库研究要有独立性,但是研究的价值一定是没有独立性的,研究价值是跟着智库意识形态走的……看似独立的国外的智库其实都有其利益出发点”。正因如此,欧美行业智库历来都与执政者关系密切。德国学者约瑟夫·布雷姆曾以制度、法律、资金、知识和竞争性等多种相关因素为变量,采取实地考察、问卷调查以及深度访谈等形式研究了环境对智库战略选择、组织架构和行为模式产生的影响。他得出的结论是:有54%的美国行业智库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性质。美国顶尖智库甚至是“‘旋转门’的最佳诠释者,其人员在官、产、学各界之间的通畅流动,将智库的影响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实际上,美国智库产品的最终指向都是希望能够影响其政府甚至改变国策。在充满“战略空气”中开展谋划的智库工作,谋划者的“立场”和“观点”必然是其谋划的出发点或落脚点,因此,在我国行业智库中要防止误读“独立性”而陷入事务主义泥潭、落入“价值中立”陷阱,就必须让富有历史规律性理论成果和社会发展战略性思想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行业智库中的利己主义倾向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取向

  世界历史进入当代,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理应要求人们更加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但在这个历史阶段毕竟还有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区分和争夺;当代中国社会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倡导人们要更加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的共同利益,但毕竟还有不同个体和不同群体的利益区别与纠缠。虽然行业智库只是从事“思想”的生产,但其对策性的“思想”背后有其特定的利益诉求,要使自己的利益诉求获得最大化和合法化,就要通过合法的公共政策方式予以确认。业界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智库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这是智库的核心功能。……制定政策者、影响政策者和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着不断的沟通,利益相关者试图直接影响政策制定者的决策,或者间接地通过政策影响者对政策制定者施压,获得对自身有利的政策出台。”

  行业智库的从业者既是社会历史的“剧中人”,又是社会历史的“剧作者”。作为“剧中人”,他们生活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受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利益关系的制约,不可避免地会掺杂个人、团体、阶级、民族和国家等利益诉求的因素。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时期,不同阶层利益也处于严重分化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思想市场”与“产品市场”的供求与交易。一旦行业智库沦为特定利益群体的思想库和代言人,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行为的狭隘性”——不能为增加社会整体利益而自愿付出成本与代价,而只会不择手段地去分割现有的更大利益的份额;“资本的关联性”——资本与权力相互依赖,即资本权力化和权力资本化;“影响的消极性”——凭借资本和权力,为了一己私利或狭隘群利,不惜破坏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致使我国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区域的利益失衡,使人民和国家的整体利益受损。这里,我们不妨以某些附属于外资企业的行业智库为示例和佐证。比如,2006年3月,《劳动合同法(草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时,有行业智库参与的驻中国的美国商会就提出了 64 页的意见,驻上海的美国商会上陈了 42 页的建议书,几乎涉及《劳动合同法》的所有章节和条款。最终,相较于《劳动合同法(草案)》的初审稿,外资企业提出的意见约四分之三都在修订稿中得到了令其满意的解决。曾任美国商会中国政府关系委员会副主席的希拉·雷(Sheila Rae)对其企业会员表示,以智库的“思想”影响政府达其目的是可行的,主要做法分为五个步骤,即打消对中国政府的神秘情绪;与主管本行业的重要政府部门的官员建立关系;通过沟通和交流加强对这些部门及其相关行业协会的影响;通过游说工具和传统的公共关系模式,创造与包括政府、行业协会、学术界、媒体等所有利益相关者会面的机会,扩大与上述部门的联系,从而增加企业的影响力;实现目标。其实,类似于附属外资企业的行业智库的这种做法并非个案,尤其是那些非建制性的行业智库,维护特定群体的利益几乎是普遍的做法。比如,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市改革中,有的智囊团出谋划策,使得国家的改革措施扭曲变形,将改革变成一种财富掠夺的战争。又如,为规范房地产信贷业务,2003年中央银行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房地产商的智囊们便组成游说团体轮番向政府施压,迫使政府让步。最后,政府与房地产商达成了共识,出台了体现房地产商利益诉求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再如,在国家决定实行每周五天工作制时,为中外非公企业谋事的智囊们便出面反对,等等。这些事例说明,行业智库从业者能否在“剧中人”和“剧作者”双重角色中适度超越个体或特定群体利益的狭隘性而与社会进步的历史大势相向而行,既是对行业智库立场的考验,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介入行业智库是何等必要。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取向深刻介入行业智库的谋划,才能有效阻止行业智库滑向利己主义和庸俗实用主义的泥潭,才能守住行业智库为国家整体利益和人民共同利益而贡献才智的底线,才能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追求和保证制度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分配公平。

三、行业智库中马克思主义如何“在场”

  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隆纳说:“只要人类还受到它自己的社会组织所强加的不必要束缚(这种情况肯定要持续几代人),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宿愿——就必然继续产生它的影响。”行业智库不应也不能置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之外。那么,马克思主义在行业智库中如何才能发挥“在场”功能呢?

(一)化要求为自觉,将马克思主义内化为行业智库从业者的行动指南

  行业智库要力戒形式主义、克服事务主义、超越利己主义,需要外在要求和内在修养的共同作用。就外在要求而言,有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是要加强党的领导。我国行业智库应该立足中国社会现实,而中国社会的最大现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的利益为根本追求。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党派私利,能够超越党派利益之争,成为令人民信服的执政党。在行业智库中加强党的领导,就是要加强党的指导思想和奋斗目标在行业智库中的贯彻和践行,就是要求行业智库能够拥有家国情怀,为了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福祉而谋划。

  二是要加强行业智库从业人员的政治意识和道德责任担当。行业智库是面向重大现实问题谋划对策的“思想工厂”,“思想”的方式和过程可以没有界限的禁锢,但思想的成果特别是对策是有立场取向和价值倾向的,因此,要对行业智库的谋划活动乃至其思想产品的传播等建规立制,要建立使其走正确道路的政治规矩,要强化其为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而谋划的道德责任担当。在行业智库的谋划中,同样“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绝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的。

  三是要加强决策部门同行业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的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把决策部门的需要与行业智库的谋划紧密结合起来。让行业智库的“思想”有明确的指向和追求,这也是引导和推动行业智库健康发展、更好发挥其作用的切实举措。

(二)化理论为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内化为行业智库从业者的致思取向

  行业智库从业者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就要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在“真”,“真”不是仅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几个词句、几条原理,是在信念基础上形成的思想自觉。这样的“真”,才是真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真正践行马克思主义。

  首先要解决行业智库从业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拒斥心理。有些智库从业者也学过马克思主义,但没有入脑入心,甚至在“学”中还有拒斥心理;其次要解决马克思主义与行业智库解决实际问题的“两张皮”问题。有些行业智库从业者认为,马克思主义都是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宏大叙事”,行业智库解决的是“具体问题”,二者没有交集。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里被“悬置”了,没有落实落地。这也许就是毛泽东所批评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的思想根源所在。要将马克思主义真正贯彻到行业智库的谋划之中,真正成为其思想的指导、行动的先导和目标的向导,就要纠正这种错误的思想,而纠正的机制就是“转化”,要“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行业智库从业者的思想“德性”。要像钱学森学习马克思主义时所感触的那样,“从前我在国外在工作实践中也有心得、做学问的窍门,那时候还自鸣得意的,后来一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我那点是什么玩意儿,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讲了的,比我高明很多”。将马克思主义转化为行业智库从业者的思想德性,就要理顺其谋划之“道”与效果之“德”的关系,不仅要把解决问题的“智”与社会价值追求的“德”结合起来,而且要将对马克思主义的“知”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行”统一起来,将马克思主义内化为行业智库所“谋”的价值信念,外化为其“策”的行动向导,让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成为智库对策的内在品质而不是外加限制。

(三)化“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为行为准则,遵循正确的行业智库“行动三段论”

  发挥马克思主义在行业智库中的“在场”功能,不仅是一个理论是否与能否联系实际的学术问题,更是一个关涉行业智库站在什么立场、采取什么观点和使用什么方法的政治立场问题。那么,如何让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与行业智库的“思想”达至有效的内在勾连,而不出现对马克思主义“抽象肯定、具体否定” 窘境呢?笔者认为,可以建构这样的“行动三段论”,即“‘一般规律(含价值取向)+具体情况→具体结论’。这里的‘一般规律(含价值取向)’是大前提,而‘具体情况’是小前提,‘具体结论’(战略、策略、计划、方案等)则是由前两者得出的必然结果”。

  在我国的行业智库中,这个行动三段论可以做如下注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及其价值取向是行业智库谋划之大前提,行业智库所谋划的具体问题,即其所涉的民情民意和国情世情,以及国家治理和国际关系的现实状况等是小前提,凝聚智力资源是谋划集成的附属条件,在把握解决问题的价值立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了解国家重大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状况和发展风险的基础上,发挥行业智库的知识创新和专业政策的“思想工厂”的作用,最终得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行业智库之思想产品的“结论”。须知,行业智库策略的正当性只能来自其目的的合理性。“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所采取的任何制度和策略,只有当它能够或有利于实现未来社会的价值理想时,它才是正当的,否则,都是不当的。”不当的智库对策在实践中不仅是难以适用的次品或废品,更有可能是贻害社会的毒品。

  当然,发挥马克思主义在行业智库中的“在场”功能,并不意味着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功能完全取代行业智库的功能,而是要正确处理二者之间“上位”与“下位”的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功能的发挥,关涉我们的党和国家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关涉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站在什么立场、为谁服务,是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行业智库功能的发挥,关乎应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现实或未来的具体问题而开展的战略性或公共性的对策主张,是就具体问题提出的具体的解决方案。因此,马克思主义与行业智库之间的关系,本质上也是“主义”与“问题”、“道”与“器”的层级关系。发挥马克思主义在行业智库中的“在场”功能,其本质和目的是要提醒行业智库在解决具体“问题”时不能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旨。唯此,行业智库的思想生产才能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之大“道”的利器。

  (作者系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21-10-18 08:4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