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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拓展与深化
2014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年会综述

刘邦凡 连凯宇 詹国辉

在世界密切关注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日渐发展的背景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燕山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国外部、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承办,并在《马克思主义研究》、《国外社会科学》和拓展协会支持下,“2014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年会”于2014913日在河北秦皇岛召开。开幕式由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冯颜利研究员、郑一明研究员、吕薇洲研究员和燕山大学文法学院党委书记刘邦凡教授主持,燕山大学文法学院院长翁钢民教授致开幕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邓纯东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密切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及其影响。要向中国学界、中国社会广为宣传欧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要让我国人民知道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国家不仅在学术界有重大影响,而且在政治生活中和社会生活中也有一席之地;国外马克主义研究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实践作为重要的研究主题。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广泛传播于国外,以便激活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活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要着力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比较研究。必须牢牢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脉络,要在学术界唱响马克思主义主旋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影响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和谐发展,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各种社会思潮。

参加本次会议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兰州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燕山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华东政法大学、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宁波大学、湖北工业大学、淮南师范学院、宜春学院、《国外社会科学》编辑部、《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等约20家单位,近50余名专家学者。本次会议主要围绕以下几大主题进行了深入探究。

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华南师范大学刘卓红认为,麦金泰尔是英国新左派最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他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基督教式的理解和诠释,指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基督教教义中所显现出的人性复归具有共同之处和异曲同工之妙。同时,麦金泰尔通过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力图实现人性回归,肯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作用,并着重作了以下分析:一是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道德缺场——人性空窗(忽视了人的作用,只讲规律),二是批判教条主义历史观,三是批判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危害性,四是对斯大林主义批评者的批判。他进一步论述到,重构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关键在于要共同以人性作为基础,但是异质化在于基督教宗教式是美德式解读,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将其世俗化解析。从麦金泰尔的观点看,他有时趋近于马克思主义,有时又远离马克思主义。

郑一明认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要高度重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实践,尤其是要重视越南、古巴、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发展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比较。

中国人民大学包大为认为,人类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时代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异化的现实紧密相关,资本主义的根本扬弃是人类整体公共危机解决的必要条件。齐泽克从全球化的视角出发,对马克思未尽的意识形态批判进行了历史性拓展。他不仅确认了异化已然成为普遍的现实,更分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通过自身的非症候化,实现商品拜物教对社会个体生活范式的普遍宰制。社会主义的中国要实现伟大复兴并为人类历史进步作出贡献,就必须坚定地扼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我国社会公共性的消耗。

清华大学赵波认为,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但在该理论的基本内涵和言说实质、与唯物史观的关系、与全球化的关系等三个问题上,学界分歧较大。但可以考虑从历史学角度入手,探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提出世界历史理论的史学背景,并对承载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几部经典文献进行解读,讨论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基本内涵和言说实质,并以此为基础探讨该理论与唯物史观和全球化的关系。

刘邦凡认为,近十年来,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持续而多元化的特点,其重要论题主要围绕苏联解体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基本理论如何面对现实展开思考与探究。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现实价值与未来发展、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与前途展望展开了深入的学术思索,同时也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现实问题解决提供新途径。

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热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陈慧平认为,2014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呈现出比较活跃的态势,而且各个流派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开放体系来研究。她说,从各类哲学前沿问题表现特征可以看出,对主体的人的重新认识和理解成为一个关键性问题。安德鲁·科尔的《理论的诞生》中存在明显错误导致奠定当代哲学理论根基的人是黑格尔,而不是在打着创新旗号退缩为唯心主义阵营的科尔,其根本原因在于科尔对主体位置缺乏根本性的反思。艾德里安·约翰斯顿以“先验唯物主义”为名义开始了一个思辨冒险历程,他认为尽管拉康、巴迪欧和昆廷·梅拉苏对正在进行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复兴有着无可争议的贡献,但是这些当代思考着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因此约翰斯顿尚未成为哲学大家,但他已经具备了未来哲学大家风范。巴迪欧讨论了精神分析对拉康的深刻影响,以及拉康的主体理论作为思想工具来融合拉康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可能性,而拉康的工作事实上存在巨大的理论盲点困难,很难实现。因此,总体看来,对主体的位置进行新的创造性思辨,在历史时间的另外一个终点或许能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带来“新出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海青对当前学界对欧洲共产党的研究热点作了概要论述。她认为,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70-80年代),欧洲共产党在欧洲各国政党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扮演了有话语权的政党角色;第二阶段(80年代末-2000年初),伴随着苏东剧变,欧洲共产党的解放以及政党转型,使欧洲共产党逐渐衰落并进入低迷时期;第三阶段(2000年初以来),新世纪以来欧洲共产党进入苏醒阶段,有所发展。纵观国外共产党研究与国内之间的差异性,可以得出欧洲共产党研究的几个特点:国外欧洲共产党研究将共产党划分为政党组成的一部分,同时欧洲共产党也纳入欧洲激进左翼政党范畴,研究主题集中在欧洲共产党与欧盟、欧盟一体化的关系、作用以及市民社会关系,尝试搭建不同研究框架或者说是跨学科对欧洲共产党进行规律性研究。

三、左翼运动与左翼思想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瑞琴指出,金融危机后人类思考未来发展道路,在寻求危机出路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左翼政党和组织的积极探索,推动了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有力地影响了各国处理危机的纲领和措施的制定实施,促使世界向左转,从而推动了社会主义全球化的进程。在诸多寻求解决危机的方案中,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推动社会主义的全球化理念显得尤为引人瞩目。金融危机之后左翼力量所推动的社会主义运动大体上包括了:“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从1999年到2013年已经召开了15届次会议,主要是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际垄断资本,争取和平、民主、进步和社会主义为共同活动的政治基础。由非政府组织(NGO)发起,全世界非政府组织、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代表参加的“世界社会论坛”,其初始在于反对经济全球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国际形势的转变,更加关注全球的社会发展。比利时工人党所主办的“国际共产主义研讨会”已经召开了22次,主旨在于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全球左翼论坛”自从1981年开始,来自全球各行各业的左派人士为了共同的目标,集聚盛会参与讨论,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从而表达出对新社会制度的美好愿景。从1990年开始的“圣保罗论坛”由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60多个左翼政党组成,来讨论世界和拉美地区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等重大问题,以此来应对新自由主义的攻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和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联合举行的“世界社会主义论坛”,纵观全球经济格局变迁,畅谈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已经召开三届的“欧洲共产党会议”,其核心力量保持了其鲜明的本色,战斗性和前瞻性较为突出。世界各左翼政党组织团结了世界最为广大的下层民众,代表了世界上最大多数的深受资本主义全球化之苦的人民的自我诉求。

燕山大学何强认为,金融危机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人再次研究《资本论》,以寻求经济危机的根源与答案,而正是基于金融危机促使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重新认识和追捧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在西方各国有所“复兴”。社会主义信念能够唤起社会底层“新贫困人口”的共鸣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初见成效。因此,社会主义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宋丽丹认为,左翼思想思潮的发展趋势及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左翼思想交流以及各方的可能性,主要集中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回归和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的严肃对待;二是左翼思想思潮的著作方面,左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世界最活跃的社会思潮,剖析这些社会思潮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最新批判,同时也对政治斗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进行研究,以及在2008年之后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批判。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杨乐认为,在左翼文化和新自由主义话语权的现代政治文化生态中,法国马克思主义实践陷入了现实合理性的困局之中;当资本主义技术理性最终宰制了日常生活和社会文化,现代法国马克思主义不得不以“激进理论”的方式再一次投入于“揭露”和“批判”的理论斗争中。

四、社会正义与正义理论研究

冯颜利强调要“一体两翼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既要在整体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流、密切关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并把自己的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相结合,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与强烈的问题意识相结合,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才能不断深化,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风景中,我们才能逐步形成并掌握话语权,进而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和中国文化软实力添砖加瓦、尽绵薄之力。他进一步论述到,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公平正义思想来说,我们不能因马克思大多批判抽象的公平正义、反对从观念(如公平正义)出发来解释物质实践就认为马克思没有公平正义思想,马克思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显然马克思是在揭露剥削的不公正和非正义性,进而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公正和非正义性,从马克思的整体文本看,怎能得出马克思没有公平正义思想的结论呢?

天津师范大学王桂艳认为,为了回应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要分析和探究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正义问题,关键点集中于马克思的正义观,从而形成了两种基本论调:“马克思反对正义”和“马克思赞成正义”。因而,要恰当地评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的正义目标论证。首先,为了能够为社会主义社会作价值辩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设计出能消除资本主义不公正问题可行的社会主义蓝图。其次,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有助于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的研究。再次,对正义理论的整体理解和发展,有助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进而有助于更多人理解正义理论。最后,对资本主义的非正义性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主义的设计有助于增强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总体来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正义问题上有所迷失——对正义问题的分析缺乏唯物史观视野,以及在对正义问题的理解上缺乏辩证的思维方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曙辉指出,自罗尔斯1971年发表《正义论》以来,西方学界特别是自由主义者与社群主义者之间就正义展开了一系列讨论,莱纳·福斯特积极参与其中,并写下了《正义的情境》一书,该书在西方政治哲学界被广泛引用。后期还撰写了《辩护的权利》和《辩护与批判》。福斯特认为人是辩护的动物,把辩护分为四种:伦理的辩护、法律的辩护、政治的辩护和道德的辩护。福斯特区分了两种关于(非)正义的图景:物品分配对权力关系。正义观念可以获得合理的辩护,而且指向唯一的根源,即辩护的权利,并认为我们应该在辩护权利的基础上理解社会政治正义,并相应地建立社会基本结构的原则。

五、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治理关系研究

邓纯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在中国的指导作用发挥得还不够。从与社会各界的接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社会的影响力与其应有地位还不相称。宪法规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实际有些边缘化,加强“两个巩固”任重道远。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要加强这方面工作,宣传马克思主义是神圣责任。不能在小圈子里自说自话,要通过学术会议向同行、向社会各界进行宣传。特别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研究国外成果,不能局限于了解,要把了解到的国外成果,向广大民众、中国社会广为宣传。以往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存在很多错误印象:全世界都不搞了,只有你们这帮人在搞。这对实现“两个巩固”很不利,要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更好地落实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二是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与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的对外宣传相结合。要加大中国道路的对外宣传,与国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多打交道,在研究他们的同时多介绍中国道路的实践成果。国外对中国道路的介绍有的比较客观,有的很不客观,有的还故意歪曲。因此,我们要走出去,多宣传,正确解释中国道路的实质和内涵。三是促进国外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研究。不能仅把经典著作作为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160多年了,但国外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对经典作家、重要原理的研究还停留在原来的认识上。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要与时俱进,不断揭示新的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表现,取得了很多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最新的理论内容,理应成为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如能推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研究兴趣,对中国道路向全世界宣传,提升中国的国家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很有帮助。

刘邦凡认为,社会主义是世界性的存在,同时世界社会主义是发展中的。一方面,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稳定,另一方面,非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日显新潮。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传统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大阶段。党的十八大对发展社会主义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成为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更好更快发展的核心价值导向和基本方法选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新实践的具体体现和科学规划,成为影响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理论和原动力。

河北社会科学院郭强认为,西方现代的“治理”理念的生成,是以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变迁的历史逻辑为背景的。“公共领域”的兴起使社会治理结构由政府一元化统治走向政府与社会多元化“共治”。这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将国家权力重新收回的历史预期是相吻合的。人们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两极困境中重新定位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变政府对社会的单向统治机制为二者双向互动的治理机制。但如果不改变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触动资产阶级垄断国家政权的政治秩序,这种“治理”也只是让赤裸裸的阶级专政更加隐蔽化、技术化而已。如今,治理也已是拓展到国际领域的“全球治理”,这也是对马克思关于历史将在资本的运动中成为世界历史的预言的确证。

(作者单位:燕山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文法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年第10

发布时间:2016-12-08 15:3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