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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学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热点与方法

李包庚 陈正良 郑礼平

20151018-20日,由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宁波大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主办,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国外部、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光明日报》理论部等单位协办的第二届全国国外马克思主义年会(2015)在宁波大学召开。本次会议以“国外马克思主义若干前沿问题研究”为主题,来自中国社科院、光明日报社、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南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以及宁波大学、宁波社科院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100多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广泛深入交流各自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学术成果与研究心得。

一、当前我国学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题

第一,哲学与文化主题。厦门大学张艳涛教授研究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图景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其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并以罗德尼·佩弗的著作《马克思主义、道德与社会正义》为主要文本依据,反思和批判分析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得失,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参照系。黑龙江大学姜海波教授认为,根据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问题意识”的历史,可以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划分为三个主要的历史阶段,并且每个阶段都是由特定的“问题意识”所引导。目前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需要深化追踪和同步研究、需要拓展研究的问题域、需要形成研究的合力、需要将其视为建构性的理论资源。南京审计学院卢国琪教授认为,科西克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立足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解读,发展了马克思关于人的生存论问题的认识,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其浓厚的人本主义现象学逻辑的预设,又在客观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沦为抽象的“乌托邦”。

复旦大学高山奎通过本雅明研究探讨了依靠神学资源来对抗西方现代性文明危机的理论通路。黑龙江大学孙建茵分析评述了布达佩斯学派如何在理论层面上实现对卢卡奇的继承与超越。重庆大学吕进探讨了德里达通过语言来解构正义的解构路径。上海交通大学鲍金以彭康20世纪20年代末的哲学译著为对象,考察了柯尔施马克思主义观的中国效应及其问题。北京工商大学杨晓琴研究了弗洛姆通过人性异化批判进而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反思了其局限。南京大学程广丽认为科西克在根本上属于海德格尔式的生存哲学。云南大学杜敏、李泉探讨了美国文化左派问题。

第二,生态主题。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研究了生态自治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指出其核心设定在于,人类社会理应以一种充分尊重和遵循自然生态世界及其规律的方式生存与生活,相应的,对一种合生态的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的重释和重构,不仅是我们应对当今世界生态环境危机的适当起点,也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所迫切需要的绿色变革的深层动力。但迄今为止,生态自治主义的现实挑战价值仍远远大于它的现实变革力度或成效。杭州师范大学赵宬斐教授认为,生态文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阐述中,以生态视角为切入点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深刻的理论批判,认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建立一种合理的社会制度。经典马克思主义蕴涵的生态思想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启示性,得到了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很好借鉴,成为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一条价值性理论主线,并在当代实践中达到了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目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吴宁教授认为,安德烈·高兹认为非物质劳动将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崩溃,但并不危及资本的存在。他在非物质劳动中发掘了资本运作的规律及其创造的独特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对非物质劳动的生态意蕴及其解放潜能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强调以知识经济为突破口、以非物质劳动为契机、以主体自我生产为过程解决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实现资本的良性运转。重庆理工大学徐茂华教授与李佳润、陈子慧认为,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对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以及资本主义进行抨击的同时,提出社会主义复兴的伟大趋势并对此充满信心。他们还分析了奥康纳的生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价值。

中国社科院崔赞梅认为,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有机马克思主义是社会和历史的必然。练新颜主张,发展中国家生态女性主义应重建多元化的女性主义知识体系才能从根本上遏制生态危机。王玉鹏、秦妍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也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曲解,乃至偏离,要挖掘和借鉴其长处,避免其弊端。江苏师范大学孟献丽、孟丽荣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某些主张还缺乏现实的操作性,但对当代中国如何避免重蹈西方现代性覆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启示价值。南京政治学院汪璐指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财富观的批判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现实意义。江南大学张乐认为,唯有破除永恒资本的符咒及经济理性的拘囿,寻求文明范式的转换,才能有效化解人地冲突、摆脱生存困境。

第三,空间主题。广州大学刘莉教授研究了哈维提出的全球资本主义时期灵活积累机制构形“后现代城市”空间的动力路径,认为在后现代城市形象背后存在着不平衡的“空间权力关系地形图”。哈维将后现代城市的空间形态放到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结构中去分析,从而勾勒了资本的“全球空间修复”与地方城市特质形象之间的复杂联动,搭建了“整合”两者进行资本主义空间地理批判的桥梁。宁波大学曲蓉认为,空间伦理的可能性需证明空间具有伦理重要性,空间伦理还引出道德多样性的问题,不同空间的道德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空间能改变道德命令的普遍性,但是它仍能有效影响道德规范的效力范围以及道德主体的内在动机。因此,坚持伦理普遍主义的意义在于纠正不同空间下道德实践的偏差。

吉林社科院赫曦滢研究了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研究脉络与学术特色。中山大学黎家佑研究了新马克思主义者在批判传统空间观的基础上致力于从“空间”中找到社会批判理论武器的有效途径。上海社科院任政认为,空间正义有着深刻的资本主义批判指向,成为国外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新的生长点。宁波大学冉思伟研究了列斐伏尔的空间辩证法,并提出了“社会主义空间”的理论构想。中南财经大学冯琼研究了列斐伏尔关于空间的三元辩证法,提出了以差异性空间改造资本主义均质化抽象空间的空间政治学理论。

第四,政治主题。国防科大张青卫教授和王帅认为,卢卡奇辩证法的革命辩证法存在以揭示“社会现实”为目的的显性话语和以“具体的总体”的人为出发点与归宿点的隐性话语,体现为总体性的无产阶级意识逐渐获得、无产阶级逐渐自觉的过程。江南大学贾淑品教授研究了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在建党组织原则上存在的分歧,并指出分歧原因之一是列宁和卢森堡所处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存在不同,原因之二是面临的组织状况不同,列宁所处的俄国派别林立,各自为政,组织涣散。而卢森堡所处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则是组织严密,有官僚主义的倾向。研究他们在建党组织原则上的分歧具有现实意义。天津大学刘明明认为,卡利尼科斯试图通过将苏联模式界定为资本主义的变体,以此彻底将其与社会主义的失败隔离开来,虽然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消除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不利影响,为认识苏联模式提供了新视角,但与苏联实际性质不相符合,所产生的理论后果也相当严重。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殷旭辉指出,后马克思主义拉克劳和墨菲“新”领导权的基本原理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处于历史危机之际提出的,目的是为了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重构其“激进和多元民主”的社会主义规划。湖北大学吴健认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启示在当代中国要积极争夺文化领导权、占领文化制高点。西安外国语大学李永虎认为,葛兰西的常识批判理论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新路向,并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传统。四川大学周泉认为,卢卡奇总体性批判范式为分析和判断当今资本主义的若干变化提供了新思路。

中国社科院苗小露认为,米勒的多元正义理论(平等思想、需要原则以及程序正义的相关理论)对当前我国公平、公正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孙晓艳认为,无产阶级唯有自觉联合起来推动资本主义社会权力体系的根本变革,才能消除生态不义的社会权力根源,进而实现生态正义的新生存方式。复旦大学鲁绍臣研究了奈格里试图超越“资本主体”观和“劳动阶级主体”二者非此即彼的本质主义思路,并借助柯林尼科斯和大卫·哈维的视角,对奈格里和哈特的立场和主张进行了批评与反思。

重庆师范大学唐庆认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进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强力渗透,削弱了当代中国一些人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因此必须坚决反击与批判。中国社科院甘冲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失败后,尼尔森指出罗蒂的社会民主改良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认为社会主义仍然是整个左翼运动的希望所在。解放军陆军军官学院汪冰认为,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揭露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日益加深。宁波大学陈燕认为,阿多诺回避政治革命的具体途径,对具体的政治实践表示怀疑。吉林大学王成认为,阿多诺对传统哲学和辩证法否定性的彰显是在理论哲学的领域实现的,马克思则是在实践哲学的领域实现这一点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吕红霞指出,从阿多诺文化工业理论中可以窥探出基于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所形成的三种关于当代中国现代性的致思方向。

第五,经济与社会主题。厦门大学宋建丽认为,分析马克思主义在“拯救”马克思主义正义论的同时,也再次面临“碎片化”和“虚无化”的危险,因此在与西方学者展开积极对话的同时,亦需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学者正义批判方法论的缺陷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背景的深刻依赖。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刘德中认为,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社会批判大致可以分为对美国国内政策的批评、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以及对美国媒体控制的批评。乔姆斯基关于“人类有别于动物和机器”的信念是构成并统一其政治主张、语言学观点和哲学观点的基础。武汉大学曹义恒教授和胡建兰认为,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的阶级学说作了某些发展与修正,其在阶级划分、阶级结构和在新形势下如何实施革命等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并没有找到当今全球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缺失的原因和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措施。宁波大学李包庚、杨萍以伊恩·高夫和克劳斯·奥菲为例讨论了新马克思主义对福利国家的批判,评价了新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非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新模式、“第三条道路”和伊恩·高夫的“重组”三种替换方案。华东师范大学夏玉凡指出,保罗·阿特维尔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划分为比例失调论、消费不足论、资本有机构成论、工资上升论、国家财政危机理论这五种类型,呈现出当代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发展谱系。

二、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邓纯东研究员对我国当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某些学者的研究陷入纯学术的陷阱,陷入简单的复制,当“传声筒”,单纯地介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中的价值观渗透问题不能严肃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制度和中国理论认识的表述都是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国学者应该认真严肃对待,正确划分界限。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应当帮助人们正确的认识世界,看待时代,帮助人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新特点、新规律。科学社会主义在创立过程中就树立了放眼世界的传统。当今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解体后,中国道路取得巨大成功,社会主义运动也在逐渐复兴。国外马克思主义对此作出了有益的研究和探索,我们要积极汲取他们的研究成果,有助于当前中国把握时代的特点,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抵御有害价值观的侵蚀,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第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要有大视野,服从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需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制度以及方针、政策,既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训,也总结和吸取了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形成了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完善需要借鉴和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有益的成果,丰富中国的理论和实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共同前进。

中国社科院马研院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部主任冯颜利教授作了“我国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问题与展望”的主题报告,他指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从1978年开始的,后来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国外马克思主义丛书。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三级学科。2003年,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列为一级学科后,国外马克思主义成为二级学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不断扩大,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渗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各个领域。他还着重强调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问题: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划界问题。不能太窄,如西马非马的提出,也不能太宽,要突破唯我独马立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进行划界。第二,选题要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有全球眼光,学术前沿思维,多看书,眼界就宽,敢于与大家对话。立地就是要下工夫,运用严密的逻辑证明,看新材料,写文章首先得说服自己。第三,“一体两翼”,深化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体就是立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前沿,但不能局限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视阈。“两翼”其一是对“为什么要进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回答,就是要立足于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阅读,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著作进行分析和理解;其二是问题意识,既包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问题的发现,也包括现实中的问题意识。要多出去走走,开阔眼界。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1

 

发布时间:2016-12-08 15:3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