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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波:中国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再思考

 

作为一门研究人的心理与行为的现代学科,心理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5月召开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完善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519日。)。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心理学的基础与应用研究,借助这一伟大的认识工具坚守心理学这块在群众中影响巨大的阵地,从而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并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历史资源为镜鉴,建立创新性的中国心理学话语体系,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心理学研究者共同面临的新挑战。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历史演进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初步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研究已出现了自主探索的萌芽,同时相关著作的译介也得到重视。这体现在老一辈学者对苏俄心理学和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两种不同取向的关注上。在苏俄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的初步介绍方面,潘菽早在1929年就译介了《苏维埃联邦的心理学》。文中明确提出要“根据辩证法的唯物论的原理建立一种心理学,以与唯心的哲学和心理学中的主观主义相反对”(〔苏联〕鲍罗夫斯基:《苏维埃联邦的心理学》,潘菽译,《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29年第1卷第3期。)。郭一岑1934年翻译的《苏俄新兴心理学》集中介绍了巴甫洛夫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以及柯尔尼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等。他不久又发表《旧心理学之崩溃与新心理学之建立》一文,并很快将之扩充为专著。该书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心理学著作”(阎书昌:《中国近代心理学史:1872-1949》,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47页。)。在他看来,“假定人类的行为是固定的、孤立的、抽象的,那(旧心理学)形式逻辑的演绎法与归纳法还可有相当的效用”,但面对具体的、现实的人类行为,“由物质的辩证逻辑才能把握到行为之发展性、联系性和具体性”(郭一岑:《现代心理学概观》,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35页。)。他明确提出要在辩证唯物主义这种“新哲学”的基础上改造心理学,以突出被旧心理学轻视的人类行为的社会历史性质。高觉敷也译介了不少苏俄心理学著作。曹日昌开拓性地探讨了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开展心理学研究的可能性及具体方法(曹日昌:《新心理学方法的建立》,《读书月报》1938年第1卷第8期。)。朱智贤在1940年前后就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观点有分析和有批判地讲解由西方心理学各个学派的理论观点写作的教材”(赵莉如:《朱智贤的心理学哲学理论思想及其形成和发展》,《社会心理科学》2010年第910期。)。阮镜清则自觉运用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等分析心理现象的发展,认为“心理现象的发展完全遵循唯物辩证法的法则进行”(阮镜清:《心理现象的发生问题》,《教育论坛》1932年第2卷第11期。)。据后来普查,该研究“实际上是我国心理学史上试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系统地说明人的心理现象的第一篇论著”(王泽欢:《阮镜清的教育实践和教育心理学思想》,《心理学探新》1992年第4期。)。刘泽如在延安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批评了行为主义的机械论错误(刘泽如:《行为研究举例》,《理论与现实》1939年第1卷第23期。)。回应郭任远出于其激进行为主义立场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郭任远:《反科学的马克斯主义》,上海:民智书局,1927年。),王昂作了一系列针锋相对富有说服力的辩护(王昂:《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新思潮》1930年第46期。)。在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引介方面,这种新的学术取向问世不久就被介绍到国内。1936年翻译出版的《精神分析学批判》从辩证唯物主义“新哲学的立场去考察精神分析学”(〔苏联〕犹里涅兹、〔奥地利〕莱熙:《精神分析学批判》,卢心远译,上海:辛垦书店,1936年,第2页。)。在该书中,犹里涅兹批评精神分析的主观性和美学主义,身兼弗洛伊德的追随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赖希则开创性地试图链接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以为之辩护。而奥兹本的名著《弗洛伊德与马克思:一种辩证法研究》1940年就被翻译成中文。弗洛伊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有其独特的思想史逻辑,它试图通过精神分析的思想增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弹性,以回答工人阶级主体性消失的问题。但美中不足的是,国内早期的研究者更多关注对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两种学术观点的知识性介绍,并未充分反思如何内在地打通两种话语体系间的思想逻辑关联,使其彼此助益,以面对中国现实问题。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曲折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此时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研究呈现三方面的特点:一是基于马克思主义对心理学基本问题的理论探讨,二是积极运用心理学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三是有批判和选择地吸收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心理学家放弃了对欧美心理学的模仿,致力于通过学习苏联心理学话语以自我改造,号召“把心理学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和巴甫洛夫学说的基础之上,使它走上真正科学的道路并和国家建设事业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潘菽:《发挥集体力量为发展服务于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心理学而奋斗(中国心理学会第一届会员代表大会开幕词)》,《心理学报》1956年第1期。)。在这种总体纲领引导下的学习和改造潮流中,心理学家首先在基本理论上明确了把学习马列主义(新心理学的哲学基础)以改造心理学提到首位,掌握巴甫洛夫条件反射实验法(新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基础)。心理学界集中讨论了心理活动与高级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若将两者等同(等同说),则等于取消了心理学;而若将两者对立(对立说),则滑向了二元论。这一问题横跨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学的边界,涉及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理解心理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方法,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它可以转换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原理,即“心理、意识是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理解心理实质的问题。具体而言,如何理解作为心理学对象的“反映”,如何理解作为反映主体的“人”,如何理解“脑”“客观现实”和“反映”的关系(参见朱智贤:《关于心理学对象问题的一些看法》,《心理学报》1959年第4期。)。如果忽视心理现象特有的内在矛盾性,仅强调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一切都用外部条件来说明,则心理学就丧失了主体地位。如果仅“强调心理是脑的‘机能’,只注意研究心理的内部生理机制,把外部条件看作是一种刺激物……把心理活动等同于高级神经活动”(杨恩寰:《马克思主义心理观和心理学对象问题》,《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则心理学就被抽象地生物学化了。对这一双重悖论的有效解决依赖于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案。实际上心理现象是“非物质的,然而它却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的直接表现”。心理现象“是主观的东西”,但又“有共同的客观规律性”(于光远:《外间世界、高级神经活动与心理现象》,《哲学研究》1956年第5期。)。这种处理正体现了列宁关于精神与物质之间“这种相对对立的绝对必要性和绝对真理性的界限”的观点,这一点至今仍有助于我们在心理学研究中“确定认识论研究的方向的界限”(《列宁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57页。)。然而一旦拿捏不准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微妙界限,就很容易使心理学倒向形而上学(社会学化)或者机械论(生物学化)(参见王极盛:《我国心理学现代化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论:从我国心理学三十年的实践谈起》,《心理学报》1980年第1期。)。本阶段晚期心理学“批判运动”的后果就印证了前者,而后者则导致国内心理学为西方传统心理学话语所俘获,成为其追随欧美心理学的重要根源。

在实践应用方面,响应当时要求心理学面向新的科学工作以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对劳动心理学、工业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和发展教育心理学进行了广泛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以解决劳动、医学和教育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诸如提高劳动生产率、快速综合治疗神经衰弱、培育集体主义精神(参见陈大柔:《心理学是怎样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心理学报》1959年第3期。)和共产主义道德情感。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改变了过去按学科体系分组的方法,重新设立了以联系教育、劳动、医学等为主要任务的研究组。北京大学心理专业也加强了教育心理、劳动心理、医学心理等专业课程,以便使他们的工作密切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潘菽、陈大柔:《十年来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报》1959年第4期。)。如1958年暑假后,北大心理学专业三年级学生下乡生产劳动的实习安排就体现出这种注重联系社会实际的倾向。其实习内容有:农村中学教学工作——农业生产劳动与知识掌握的关系,在农业生产中操作活动的合理化,农业先进工作者的心理特征,农民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合作化后集体主义精神的形成等(参见余佳、张藜:《新中国心理学的重塑(1952-1966):以北大哲学系心理专业的教学活动为例》,《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3期。)。另外,1962年初版的《儿童心理学》被称为我国第一部贯彻马克思主义观点、吸收国内外科学成就、联系我国实际的儿童心理学教科书(参见林崇德:《〈儿童心理学〉第三版前言》,《心理发展与教育》1993年第4期。),至今仍被广泛选作高校教材。

国内心理学界有计划地反思、批判了西方传统心理学中的构造心理学、精神分析和格式塔心理学等,指出西方“心理学奠基在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错误理论上,完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陈立、曹日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劳动心理学》,《心理学报》1957年第2期。)。这种心理学“最突出的是否认阶级存在,抹杀人的阶级性,从而在研究上极力反对、回避阶级分析。对各种社会现象的解释……代之以心理的观点……对人的心理的解释……代之以超阶级的生物学观点”(阮镜清:《批判心理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方向》,《学术研究》1959年第2期。)。实际上,这揭示了当时西方心理学中存在的将社会问题还原为个体心理问题,并进一步将个体心理问题还原为生物学问题的偏误。

这种批判需要被置于辩证唯物主义的限度之内,否则就有滑向形而上学的危险。其后的心理学“批判运动”(第一次即1958年“拔(资产阶级)白旗”的心理学批判运动。参见薛攀皋:《自主与干预:心理学科在中国(1949-1976)》,《科学文化评论》2006年第4期。)及其扩大化“把心理学引入死胡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把研究人的阶级性定为心理学的唯一任务”(《中国心理学三十年》,《心理学报》1979年第3期。),“把阶级性看作是心理、意识的唯一特性,把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作是心理学的唯一方法”(赵璧如:《三十年来我国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概况》,《心理科学通讯》1982年第6期。),这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前期探索已取得的理论成就。用固定的马克思主义分析捆绑固定的心理学分析,用固定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和范畴捆绑固定的心理学概念和范畴,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学处理成两个似乎已不可逆转的、彼此独立的坚硬实体。这种话语建构容易沦为简单的学术嫁接,它不仅未能内在地参与心理学研究的根本变革,反而“唯阶级论”地把心理学彻底取消了。然而西方传统心理学内部的生物还原论倾向与资本主义性质则由此免于和马克思主义直接交锋,从而得以继续完好地隐藏在坚硬的“科学”外壳之中,并伺机重新登台。

在这种非此即彼的思想氛围中,心理学不久就遭到了由1965年的一篇文章引发的“全盘否定”(赵莉如:《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及其现状(下)》,《心理科学进展》1996年第4期。),从此陷于长期停滞。该文认为“烦琐的”“‘证实’或‘补充’某些外国资产阶级心理学家的观点”的研究,存在“形而上学”“唯心论”“反科学”的倾向(参见葛铭人:《这是研究心理学的科学方法和正确方向吗?——向心理学家请教一个问题》,《心理科学通讯》1966年第1期。)。批判的扩大化“不仅全盘否定了欧美和苏联心理学,并且也全盘否定了建国十七年的心理学”(王极盛:《试论我国心理学的发展道路》,《哲学研究》1979年第12期。)。而后来对这两场心理学批判运动的反思,却将重心放到了对心理学的科学性和纯洁性的辩护之上。它将心理学纯粹地作为一门科学,或者充其量作为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中间科学,结果从对心理学的纯政治批判的一个极端走上了“中立”的另一个极端。在这种话语逻辑中展开的研究也就只能是如何避免对心理学的外在“干预”,使其得以继续心无旁骛地在真空的象牙塔里“中立”地积累“客观知识”。

3.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心理学界又掀起了借助马克思主义研究心理学的思潮。心理学者已能摆脱将学术问题一般地意识形态化的桎梏,并且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开展研究,提出我国心理学既不能照搬西方,也不能照搬苏联,而要走自己的道路,要适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参见潘菽:《论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心理学报》1980年第1期。)。时任中国心理学会理事长的潘菽一再强调我国辩证唯物主义心理学体系的建立问题(参见赵璧如:《三十年来我国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研究概况》,《心理科学通讯》1982年第6期。)1983年,全国心理学理论工作者特别推出专刊,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该刊聚焦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学的内在联系,就马克思实践活动学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如何在心理学中坚持反映论和矛盾观等展开讨论。各地方心理学会也举行了相关研讨会。更有专著从人的本质、意识与实践活动的关系、辩证思维是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等维度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学的关系。它强调“心理学要走我国自己的道路,即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只有在原则上完全遵循这条道路,才能使心理学发展成为有充分科学性的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与心理学〉一书即将出版》,《心理学探新》1987年第2期。)

此时心理学家转向如何在具体学科建设中落实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当然是一种进步,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学科化”处理,致使它有时难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初思想语境和逻辑中整体把握其对心理学的贡献,让马克思主义内生地参与心理学的重构。他们一方面倾向于认为马克思早已天才地指明了科学心理学前进的现成道路,另一方面又将西方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视为可直接把握的现成之物。故而马克思主义心理学仿佛成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表述与现成的心理学概念之间的简单嫁接。

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一段时间,国内心理学由于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界限,逐渐为欧美心理学所俘获。但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再次进入心理学的视阈。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和苏俄心理学的系列介绍(参见魏萍:《西方心理学的马克思主义取向新进展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刘成刚:《苏俄心理学主体思想研究》,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13年。),二是在与心理学新进展的对话中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参见高新民、殷筱:《马克思主义意识论阐释的几个问题》,《哲学研究》2006年第11期;王波:《心理学的批判和批判的心理学:一种对心理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