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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悠然:财富集中加剧美金钱政治

 

 

近日,美国俄勒冈大学劳动力教育与研究中心副教授戈登·雷弗(Gordon Lafer)在华盛顿经济政策研究所,就其新书《1%的解决方案:企业如何以州为单位重塑美国》,与该研究所经济分析与研究网络(EARN)主任黛安娜·斯图尔特(Dianne Stewart)等人,探讨了美国极少数人掌握极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现象。

 

经济不平等愈发严重

 

雷弗说,从绝对水平来看,与世界大部分地区人民相比,大多数美国人生活得不错。但对于许多美国人而言,曾经普遍且现实的一个追求现在变得难以企及。这个追求不是成为富豪,而是过上没有经济忧虑、能够为子女提供向上的社会流动机会的小康生活。这种情况是最近30多年里收入和财富流向最富有人群造成的。二战后的30年是美国黄金年代,其特征是广大人民共同富裕。尽管美国经济仍然经历着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性波动,但当经济增长时,大部分人都受益。19471979年,美国每一个经济阶层的收入都有所增加,且幅度接近,增幅最大的是处于收入阶梯最下方的20%的居民家庭,增幅最小的是阶梯最上方的20%的家庭。也就是说,即便富人更富有,整体经济不平等状况也略有改善。然而,此后趋势发生逆转。19792012年,最贫困的20%的家庭收入下降,中下层至中上层家庭收入增长停滞或有小幅增长,收入增长集中于最富裕的20%的家庭,特别是最富裕的1%

经济不平等恶化的背后是生产率提高与工资增长之间关系的破裂。二战后的第一个30年,生产率与工资几乎同步上升。19481973年,美国工人劳动生产率上升96.7%,生产与非监管岗位工人(占总数的80%)时薪上升91.3%。此后,生产率与工资开始“脱轨”。19732013年,劳动生产率上升74.4%,工人时薪仅上升9.2%。随之而来的是工薪阶层生活水平逐步降低,劳动力市场不要求本科学位并能给出足以养家的工资岗位减少。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20174月预测和计算,20142024年岗位数量增加最多的十大职业中,有半数2016年年薪中位数不足24300美元,即低于2016年针对4人家庭的联邦贫困线。同时,最富裕群体的财富剧增。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专业教授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的研究显示,2012年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其收入首次超过居民收入总额的50%(包括资本利得),不平等程度达到1917年以来的最高值。

 

经济力量转化为政治力量

 

与日俱增的经济不平等加深了政治不平等。近些年,竞选政府官员所需费用一路飙升,政治家愈发依赖有实力为其赞助的个人和团体。随着财富向极少数人聚集,出现了一批想要通过斥巨资左右政治的“超级捐款人”。“‘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更是加重了这一趋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0121日裁定,2002年《两党选举改革法案》第203条“禁止企业和工会在初选前30天或大选前60天使用一般性资金资助议题倡导广告(issue advocacy ads,旨在间接帮助候选人获得选票)的播出”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原则;几个月后,最高法院对“‘现在就说’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做出相似裁决。这两个案件的判决结果催生了大量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即独立开支委员会),它们可以无限额地接受个人、企业、工会的捐款,无限额地将捐款用于为候选人宣传造势,但不能直接资助候选人,其活动不能与候选人的竞选活动“协调一致”,即禁止双方合作、咨询、协商。

据美国《赫芬顿邮报》报道,2016年大选中,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从出资50万美元及以上的大额捐款人处共筹集到10亿美元,约占当年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总开支的15%,较2012年上升4%;这10亿美元中75%以上来自一些极富有的人,包括90位亿万富翁,其捐款总额高达5.62亿美元。这表明,富豪和大企业能轻易地用金钱换取政治影响力。

而且,早在“联合公民”案前,企业的政治花费也明显高于工会。根据美国无党派研究机构的数据,20002010年美国企业与工会为选举分别投入的资金比高于101。虽然“联合公民”案后企业和工会的政治花费都不受法律限制,但二者的经济实力悬殊之大使比较失去了意义,2010年时许多工会组织已经达到其支付能力上限。例如,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削减了政治广告预算,并限定其资金只用于选举中保住现有席位,而不是竞争新席位。相反,企业的政治花费剧增。2008年,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及其他非营利政治组织的竞选开支略超过1400万美元,2012年升至1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商界。

此外,2010年后,由企业资助的、私人性的倡导团体(advocacy group,包括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对选举政治的控制权扩大。一方面,它们财力雄厚,可为候选人的宣传活动提供强大助力。虽然法律规定候选人与倡导团体不得私下合作,但常用的规避方法是借助公共平台来获悉对方的意图,很难证明存在私下合作。另一方面,倡导团体开始开展曾专属于政党的活动。“联合公民”案后不久成立的为共和党服务的非营利组织“草根政策策略十字路口”,在一份文件中称其使命是“在影响政府和经济的重大议题上对公民进行研究、测试、教育、激励;为响应我们议程的中右派支持者建立全国性草根网络,动员他们有效地倡导政策变革”,而这些原本是属于共和党自身的核心活动。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426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7-08-25 16:5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