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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勒:全球范围内熵在加速增加,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又来中国了,这一次他受邀来南京大学参加“第四届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暨纪念《资本论》出版1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他还将在南京大学开设短期课程。

  斯蒂格勒是已故哲学家德里达的得意门生,目前任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文化创新发展总监、研究与创新学院院长。《技术与时间》一书奠定了斯蒂格勒作为“技术哲学”的代表人物,此后他出版的《象征苦难》《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被认为是消费批判、新社交媒体研究领域最近十年里最重要的贡献。在南京大学,就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问题,斯蒂格勒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的专访。

  

  澎湃新闻:你有一本小书叫《Acting Out》,在书中你谈到自爱或自恋这个概念,为什么“爱自己”如此重要?这和一般意义上的自恋(narcissism)是一个意思吗?

  斯蒂格勒:不是一个意思。这本小书的缘起,一个是美国“9·11”事件,还有一个是2002年法国大选。当时极右翼的勒庞在民调中排第二位,这对当时的法国人是一个震惊。我通过一个杀人犯故事来理解这些事情。这个人叫理查德·杜恩(Richard Durn)。选举前一晚,他枪杀了八位政治人物,伤害了20个人。后来他被警察抓捕,在抓捕那天,他跳窗自杀。由于当时新闻报道,我看到了他的日记。在选举开始前三周,他在日记里写道,“我感觉不到我存在、我活着,我要做一件非常坏的事情,好让我一生中能有一次感受到我是活着的。”

  杜恩和母亲一起生活,他不是极右翼,他甚至还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生态论者,但他在世界上彻底地迷失了。他说,“我无法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我知道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他们可能没有枪,也不会采取如此极端的行为,但他们可能会采取行动(act out),比如投票给极右翼。

  通过这本书,我就想分析这个人的心理疾病到底是什么。杜恩说,当他对着镜子时,看不到自己,没有认同,没有自我。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失落了自恋(narcissim),也就是我说的“原初的自恋”(primordial narcissim)。弗洛伊德在一篇关于自恋的重要文本里说,“力比多”是只有当你受到尊重的时候才可能存在,你必须要爱自己,你才能爱别人。杜恩没有自爱,没有自恋,他的精神出了疾病。这个工业系统在生产亿万个像他这样的人。比如今天下午的会上,我们讨论到后真相(post-truth),在我看来,后真相就是这么被生产出来的。因为你如果不相信真相,你就找不到真相。如果你不相信你自己,你也就不会相信真相。很多投票给特朗普的美国失败者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称这些人“撸瑟”。

  通过这本书和其它的书,我对资本主义进行一种社会心理学研究,我认为当下的情况比以前更严重。

  澎湃新闻:你刚才谈到了“力比多”,我知道你专门有一个说法:今天的资本主义毁灭了力比多经济(libidinal economy)。能不能再谈谈这是什么意思?

  斯蒂格勒: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力比多”。对很多人来说,“力比多”就是性欲、性驱力这些东西。对我来说,不是。在弗洛伊德那里,有两种力比多理论,第一种性驱力,这是弗洛伊德理论最为人所知的那一面,也是我所认为的庸俗版弗洛伊德。但还有另一个更有趣的弗洛伊德。

  1920年,一战结束后,弗洛伊德要治疗那些受到战争创伤的士兵。弗洛伊德发现,这些士兵一直梦见同一个创伤性场景:毁灭、死亡等等。弗洛伊德说,我必须要修正关于梦的理论。因为一开始他认为做梦是一种欲望的实现。但在这里,他发现这不是欲望的实现,有一些东西在欲望之前,他发现那是驱力(drives)。他说驱力不是欲望,是欲望产生之前的东西。

  他当时用了“力比多经济”的毁灭这样的说法。他说欲望是一种经济,在这种经济里,驱力的满足能够被延迟,来把它转化成一种投资,翻译成英文就是catalysis(催化)。这个转化的过程,他称之为升华(sublimation),这是欲望客体的理念化。

  如果你读过柏拉图的《会饮篇》,知识永远是知识客体的欲望,这样一种欲望只能通过升华才能实现。弗洛伊德描述了同样的过程,他称之为“理念化”,这就是柏拉图的理念说的起源。

  弗洛伊德的侄子从奥地利移居美国成了一个商人。他对美国政府和公司说,我们面临创造需求的问题。比如你一年生产一百万辆车,你一定要生产这样的需求,你们一定要利用我叔叔的理论。弗洛伊德为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欲望理论,资本主义必须首先是一种“力比多经济”。

  但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力比多经济”也在毁灭自恋,所以它也在毁灭“力比多经济”自身,毁灭欲望。大卫·林奇的电影《穆赫兰道》(Mulholland Drive),这个名字很独特,drive一方面指的是大道,另一方面也指驾驶。这是第一部探究驱力经济而不是力比多经济的伟大电影。

  在我看来,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驱力经济挖掘的是死亡驱力。我认为驱力经济造成了社会控制的衰落,比如在美国,大量凶杀是无缘无故的,像1999年的科伦拜校园事件,一对青少年学生持枪杀害无辜的人,但这样的事情每个礼拜都在发生。我认为这是“力比多经济”的毁灭造成的后果。如果你不对驱力进行节制,你让驱力大行其道,就会变成犯罪。这是资本主义的局限,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精神分析。你也可以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看到这样的状况,比如做投机生意的人不投资在任何计划上,他们只是通过投机来赚钱,他们有效地和消费者驱力连接在一起,这创造了一种极度毁灭性的资本主义。

  澎湃新闻:你有一个说法很有趣,叫“系统性的愚蠢”(systemic stupidity),这是什么意思?

  斯蒂格勒:资本主义的演进导致了普遍的无产阶级化。在我的《自动化社会》(Automatic Society)一书中,我开篇就提到了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他说,我不知道它(美联储)是怎么运作的,没人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然后我就写了一篇论文叫《通过功能性的愚蠢来进行管理》( Management by functional stupidity),文章讲的是今天的公司正在变得愚蠢,愚蠢是公司演进扩张的主要力量。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管理者,你必须要管理愚蠢。这种愚蠢不光对管理来说重要,也对生产重要,对一切都很重要。这就是我所说的功能性的愚蠢,这也是普遍的无产阶级化的另一个说法。

  今天上午的会上,我们讨论了一点人工智能。月底在巴黎的蓬皮杜中心,我们要开一个研讨会,主题叫“人工愚蠢”(artificial stupidity),而不是叫人工智能。因为当你移植了一个所谓的人工智能系统之后,你发现你其实创造了愚蠢,人工的愚蠢。一般来说,当人们在讨论什么是人工智能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这个系统里是什么。但这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社交媒介植入了这样一个系统后,社交媒介里在发生什么?

  在这个地方,我不同意奈格里,因为奈格里没有看到他所说的认知资本主义首先是一种无产阶级化。我赞同他说的,免费软件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工人联合和合作,我也谈这些,我是以更实际的方式来谈的,而不只是从理论的角度来谈。但是他只说了这一面,而没有另一面,这另一方面我称之为药理学(phamacology)。当你在和技术打交道的时候,它同时也是一种药理(phamokon),如果你没有疗法——即政策,比如政府的政策、公司的管理政策等等,这个药理产生的毒害将远大于治疗。所以,我今天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定义是,它的首要目标就是压制国家。

  新自由主义理论和保守主义革命之初——就是里根当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他有一句名言:政府不能解决问题,它本身就是问题。所以用他的话说,我们要制约政府,不要任何管制。这是极度危险的。因为从苏格拉底开始我们就知道,任何技术都会有坏的一面。你不会让一个10岁的孩子开车,即使到了20岁,你也要考出驾照才能开车,因为你必须要学习怎样开车,你必须要遵守法律等等。现在,不仅仅新自由主义者,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也在试图彻底压制政府,让市场占据唯一的统治,这也是利润的统治。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有如此强大的技术,这是非常危险的。

  澎湃新闻:所以你对市场是理性的这种观点深表怀疑,是吗?

  斯蒂格勒:是的,市场是不理性的。为什么?什么是理性?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可以说,理性的就是没有矛盾。从黑格尔那里,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因为历史不遵循矛盾法则,它是变动的系统。黑格尔之后,法国物理学家萨迪卡诺创造了熵的理论。一百年后,我们知道,宇宙在膨胀,这个膨胀的过程也是能量扩散的过程,这就是熵定律,爱因斯坦称之为科学定律之最。

  什么是理性?理性是一种条件,在这个条件下,一个活着的人不仅仅能像植物或动物那样存活——植物和动物受自然统治——人类还能行使理性。因为他有几种可能性,他有增熵或减熵的可能性。今天,熵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

  怀特海认为,理性作为一种功能是要为人类保护负熵,理性完全不是像柏拉图说的那种理念一样的东西所赋予的能力,理性是我称之为体外(exosomatic being)的功能,理性是一种外部选举的。我称之为“体外的”,是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器官是在我们的身体之外。比如,霍金不能活动,不能说话,但他却是世界上最重要物理学家之一,因为他的想法不在他的脑中,他的想法、知识在他的身体和头脑之外,他的头脑只是一个单位,用来流通他的想法。

  这样一种体外化(exosomatization)——第一个提到这个意思的,其实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尽管他们没有用这样的叫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说,如果我们要对何为人的标准进行量化、具体化的话,就是他要生产自己的器官。人不是眼睛、嘴巴、手这些东西,这些是基础,人在这些基础上生产出人真正的自己的器官。比如刚才说的霍金的例子。所以,对于马克思来说,和柏拉图不同的是,他认为所谓的知识、思想不在理念里,而是在我们生产出来的人工器官里。

  澎湃新闻:你有一个说法,贡献式的资本主义(contributive capitalism),这是什么意思?

  斯蒂格勒: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贡献式经济。比如,谷歌就是一种贡献式的资本主义,当谷歌这个搜索引擎上线时,他的口号就是说要服务所有人,让所有人互相贡献,互相合作。谷歌创造了一种合作式的资本主义,这是坏的。我们要长远来看,它是坏的,因为它是语言的增熵。谷歌减少了语言的多样性,这是谷歌的问题。我认为我们要通过贡献的药理学(pharmocology of contribution)来重新批判资本主义经济。今天最重要的财富价值实现是通过一些外部实体实现的,为什么?因为在自动化社会,随着自动化、机器人、大数据等等到来,最重要的价值生产是在生意之外,在公司之外。所以我们要重新定义经济的主权。

  在未来的二十年里,随着这样情况的发展,就会减少10%70%的工作岗位。比如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柯林斯说,未来三十年,70%的工作岗位将会毁灭。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但肯定有这样一个趋势。即便在中国,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就像今天上午大卫·哈维讲的,问题在于价值的流通,要流通货币,就要创造财富分配。这样的分配,从罗斯福新政起,是通过增加就业和保护工作实现的。现在,通过就业来实现财富再分配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失业率在增加。

  这也是为什么我在法国发起了一项运动,我们要发展一种新的收入,一种贡献式的收入(contributory income)。贡献式收入是通过生产力的重新分配实现的,在阿马蒂亚·森的意义上,给人们时间来充分发展自己的能力。在过去半年,我们在巴黎北郊开展了这项运动,我们和银行、政府、大学一起试验这样一种收入是不是可行。我们在进步地创造一种贡献式经济,为什么这是一种进步?因为这种经济是建立在保护和增加负熵基础上。

  如果我们考虑到气候变化的问题,在两年前的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全球范围内熵在加速增加。他们说如果不彻底改变经济基础,我们将不会有下一个世纪。把它翻译成正式的语言,问题就是减少熵,增加负熵。为此,你必须要发明一个新的价值生产过程,要重新定义什么是价值。我说的这种贡献式的收入只给予那些参与负熵经济的人,比如减少汽车尾气。我们在和法国一个大食品公司合作,他们对此很有兴趣,因为他们知道熵的增加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市场理性是依靠计算(computation and calculation),负熵完全不是由计算生产出来的,计算只能重复有局限的发展。我们要引入一种经济,一种以负熵为基础的经济。

今天我们开了10个小时的会,没有一个人讨论到熵,这让我感到难以置信。对很多人来说,熵和辩证法是不相容的,我们说,在自然辩证法里,熵是错误的,这是教条。我们要克服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教条,重读马克思,要发展一种真正理性的资本主义。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https://488575.kuaizhan.com/67/21/p437278824a9565

发布时间:2017-08-05 08:4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