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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艳、乔瑞金:为什么英国新左翼对右翼政治哲学不屑一顾?

 

通常, 在一部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中, 不能没有迈克尔·奥克肖特、列奥·施特劳斯、卡尔·施米特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这些被视为右翼的著名哲学家。然而, 在“当代政治哲学领域为社会主义的平等主义呐喊和辩护”的英国新左翼政治哲学家G.A.柯亨所撰写的《自我所有、自由和平等》这部影响深远的政治哲学著作中, 上面所提及的这四位杰出人物的名字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更不用说对他们的思想进行评价了。或许, 我们会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然而, 事实上不止柯亨, 几乎所有英国新左翼思想家在他们的政治哲学讨论中都很少涉及这些右翼政治哲学家。如果我们联想到无论在西方世界还是我国的政治哲学界, 这些人物的知名度都很高, 而且他们的思想也被广泛讨论, 甚至赢得赞誉,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只能做出“英国新左翼对右翼政治哲学不屑一顾”的论断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英国新左翼的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在《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中, 用一章的内容极其尖锐地批判了这几位思想家, 回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 并为读者留下了诸多思考的空间, 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政治哲学的内涵。同时, 美国政治哲学家斯蒂芬·霍尔姆斯在《反自由主义剖析》中, 以及诸如林登·拉鲁什 (Lyndon Larouche) 、杰弗里·斯坦伯格 (Jeffery Steinberg) 等学者, 也尖锐地批判了这几位思想家。这些著述及其批判值得我们研究。

一、“人生而不平等”的哲学本体论预设

在安德森看来, 上述这几位右翼政治哲学家有一个基本的哲学本体论预设, 即人生来是不平等的, 而这一预设在本质上是错误的, 甚至是反动的。安德森认为, 1938, 施特劳斯出版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作品, 从表面上看, 这些作品对从苏格拉底至尼采的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脉络做了一次系统分析, 但就其内容来看, 却是在系统地阐发他自己的政治学理论,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强调, 一种公正的政治秩序必须以对自然权利亘古不变的追求为基础。然而, 自然权利天生就是不平等的。施特劳斯断言, 在这个世界上, 拥有能够发现真理之能力的人很少, 且能够坚持真理的人则更少。因此, “最好的政体将会反映出人的美德的差距, 并且受某位合适的精英人士的领导。尽管最高的美德是从哲学上沉思真理, 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座公正的城市, 就应该由哲学家来领导, 除非你把《理想国》一书读歪了。因为, 哲学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的, 不仅是政治秩序的必要条件, 而且是宇宙无序这种恐怖得多的现实, 任何神圣的权威都是不存在的, 任何普遍的道德都是幻想出来的, 地球及其物种都是短暂的。深究下去, 这些真理将会摧毁一切文明的保护层, 以及与文明相伴随的哲学追求本身的一切可靠的基础”。施特劳斯的所谓“有差异的美德”, 其实质是在表达“人生而不平等”的思想, 这一思想对美国保守主义学派的兴起以及美国保守主义政治的形成, 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甚至成为其思想的理论基础, 施特劳斯也因此被誉为“美国政治最具影响的人物之一”。

霍尔姆斯在《反自由主义剖析》中也看到了施特劳斯政治哲学把人视为天生不平等的本体论预设, 认为这种预设不仅是不能被接受的、错误的, 而且是反动的。施特劳斯相信, “人与人之间有着与政治相关的自然区别”, “从本性上说有些人比其他人要优越”。他断言, 古代人 (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知道一些深奥的道理, 那就是自然在根本上是分等级的, 但这一道理却被现代人“可耻而危险地”遗忘了。按照施特劳斯对古典哲学的解读, 柏拉图相信人的灵魂是有差异的, 有的高尚, 有的卑劣;人的行为也是有区别的, 同样有高低之分。而对于那些在灵魂和行为上的“低贱者”来说, 其存在是否合理, 并非取决于他们作为人之本身, 而是仅仅取决于他们能否服务于“高贵者”。那么, 施特劳斯为什么要对古典哲学做这样一种解读呢?原因很简单, 就是要从西方文化思想的源头对现代理性主义进行批判, 以此拯救当代人。在施特劳斯看来, 进入20世纪, 人类从表面上看似乎取得了极大的繁荣和进步, 但实际上却日益道德沦丧, 几乎毁灭了整个人类文明, 同时也陷入了极大的危机之中。道德败坏、危机横生的根源即在于现代理性主义所坚持的“人生而平等”的哲学理念。这一理念彻底废除了原本天生存在的人的贵贱、高低和等级秩序, 追求绝对的平等和平均。由于在本质上并不平等的自然秩序被彻底打破, 社会的腐化也就不可避免, 人类存在于危机之中也就变得顺理成章。人类存在状况的核心就是人生而不平等, 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真理, 因此, 人类要想改变现状, 走出危机, 就必须放弃“人生而平等”这一错误认知, 回归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思想。

那么, 为什么回归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就能解决理性主义的根本错误呢?按照施特劳斯的看法, 那是因为现实世界中人们思想和行为的混乱主要是由认识混乱造成的。本来, 发现自然的奥秘是哲学的任务, 是哲学家的本分, 普通人不应该参与其中, 如果普通人有了这种发现, 那就是一种灾难, 因为这会使他产生最深重的痛苦和烦恼。按照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设想, 现实世界的人各自处于社会的不同地位, 各司其责, 这样, 世界才有秩序, 如果秩序发生混乱, 社会的混乱就不可避免。自然其实很难控制, 需要个人、政治和宇宙三种力量共同作用, 才能有效地控制。这意味着自然对人的自由存在设置了一系列很难破解的限制和条件, 对这些限制和条件的理性认识其实是哲学家之事, 而非普通人之事。哲学家天生具有理性的判断能力, 当他们发现自然的这些奥秘时, 能够理性地对待, 想办法适应和控制自然, 从而制定有利于人类存在的对策。但是, 普通人却做不到这一点, 他们会惊恐万分和不知所措, 做出只顾自己的决定, 从而使社会陷入混乱状态。

除施特劳斯外, 前面所提及的几位右翼政治哲学家都持有“人生而不平等”的哲学预设, 这种右翼思想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作为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安德森的尖锐批判。这些右翼思想家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人生而平等”的理性主义基本构想持否定甚至彻底颠覆的态度, 试图回到古典时代对“人生而不平等”的本体论预设之中, 以解决现代文明的种种危机, 这是与英国新左翼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根本不同的。安德森等左翼学者坚定地捍卫“人生而平等”的启蒙思想, 在批判右翼学者错误的哲学立场的同时, 安德森认为, 右翼政治哲学的态度其实同新自由主义两极相通, 看上去都重视自由, 实质上却把与自由密切相关的平等搁置一边, 这与现代文明所倡导的价值观格格不入。本来, 自由与平等是启蒙运动以来所倡导的两种内在一致的价值观念, 但在右翼学者和新自由主义的价值预设中, 自由成了其唯一坚守的理论阵地, 而平等或公平却被不同程度地摒弃了。他们在强调自由的同时, 严重忽视了社会的公平和平等这些更为美好的价值, 如果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进行抉择的话, 他们最有可能的选择是“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在安德森看来, 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这两种价值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 而是一种彼此相容的和谐关系, 注重社会公平并不会带来经济的低效率, 相反, 可能会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不公平同样可能带来低效率, 而不平等因素最少的社会, 却可能是最有效率的社会。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国家就做得很好, 瑞典、丹麦、芬兰取得了非凡成就, 比美国、英国都要好很多, 那里的生活品质很不一样。”

如果说自由与平等、公平与效率这些概念所涉及的仅仅是一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 那么安德森认为还存在国际间的不平等现象。在他看来,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是所有不平等当中最严重的。过去一百年间, 国家间的不平等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而且, 全球范围内还在不断增加”。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仅仅是经济的扩张, 也是文化和政治的扩张, 更为重要的是, 这一扩张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往往会诉诸暴力的手段, 因为文化不仅是一种信仰体系, 而且是一种权力体系, 它在最为极端的意义上往往表现为武力的扩张, 其实质是一种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行径。安德森将平等视为衡量一切真正自由的社会的核心原则, 以及英国新左翼所追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核心理念, 因此, 他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右翼政治哲学的本体论预设展开批判就成为必然。

二、“专制统治是合理的”的价值论判断

在英国新左翼看来, 右翼政治哲学的第二个根本错误是将专制统治视为合理的, 这是一种必须给予批判的价值论判断。

安德森首先批评了施米特, 认为哲学家施米特是从一名最虔诚的反社会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天主教徒开始其职业生涯的。面对风起云涌的欧洲革命, 施米特倡导一种所谓的“新霍布斯式”的政治学理论, 他把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描述的“自然状态”———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每个人都反对其他人的战争———套用来理解现代的集体冲突, 这样, 施米特就把公民社会也转变成了第二种“自然状态”。在这种自然状态中, 人的关系变成了绝对的对立关系, 国家对主权的行使, 与其说是一种维护彼此和平的制度, 倒不如说变成了一种通过敌友之分来划定所有社会的属性和边界的抉择, 因此国家的绝对统治就是合理的。安德森认为, 施米特后来投靠了希特勒绝非偶然, 因为在他的思想深处承袭了天主教的专制主义传统。

霍尔姆斯也认为, 作为政治哲学家的施米特对国家的专制权力情有独钟, 不仅主张它的有益性, 而且认为国家能赋予一个社会内在的和平, 否则社会只能消耗在狂热派别之间的内战中, 因此国家专制统治的合理性必须得到肯定。他指出, 施米特赞赏独裁, 是因为独裁是建立国内秩序的一种手段, 建立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国家本身就是一种目的。“成功和完全实现的国家是伟大的, 从道德和审美上说, 就像失败的国家是令人厌恶和邪恶的一样。”“生活的价值并非源于推理, 而是产生于战争状态, 产生于人们受神话鼓舞而战斗的时刻。”施米特把“民主”定义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心理上的平等, 它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竞选。比如, 法西斯统治下的意大利和布尔什维克统治下的俄国, 都要比美国和魏玛时期的德国更民主, 因此, 法西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们接受的。

确实, 施米特一再强调人需要被统治的思想。如同宗教使得信徒们面对神权不假思索地顺从一样, 国家也应该在公民社会形成一种“尊敬统治阶级”的有益状况。社会一旦出现人们只顾满足和实现自己的欲望并超越社会所允许的范围行事的情况, 人们就会肆无忌惮, 无法无天。因此, 欲望必须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这就需要培养公民的守法意识, 鼓励人们安贫乐道, 因为公民的虔诚能够防止给国家政治系统带来灾难性的过重负担。霍尔姆斯认为, 施米特特别看重独裁对于国家的意义, 因为独裁具有一种特别的功能, 即提供给人们一个表达团结意愿的机会, 而自由政体却做不到这一点。施米特说, “人们直接表达意志的自然形式就是聚集起来叫喊‘对’和‘不对’”, 呐喊是“每个人自然的且必要的生命力的表现”。施米特倡导一种“足球场民主”, 并将其视为最好的民主形式。在足球场, 人们密集地聚集在一起, 面对他们的领袖高声呐喊, 表达对领袖的热烈拥护和积极顺从, 但这种狂热却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真正民主的民众不会像可鄙的资产阶级大众一样是自组织的, 相反, 他们接受个人魅力型政体所要求的一切行为。人们的意志是一种“无形式的形式化”, 这是一种具有塑造力量的无形水滴, 它使得强有力的领导人对塑造公众情感和观念有了完全的自由。

安德森也批评了哈耶克, 因为哈耶克认为一种限制民众选举权、但尊重法制的专制政体可能比一种易受经济干预和社会再分配诱惑的民主政体能够更好地守护自由。

不难看出, 无论从政治权力的组织形式上来说, 还是从政治权力的伦理和审美意义上来说, 这些右翼思想家都认为, 专制与独裁的政府可能是最好的政体形式, 而自由与民主的政府则是坏的或不好的政体形式, 换言之, 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政治是坏的、不好的。如果说右翼思想家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批判蕴含了一种反启蒙主义的种子, 那么英国新左翼思想家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批判就孕育着一种新启蒙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萌芽。

安德森认为, 右翼学者在推崇专制统治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认为, 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制度是一种欺骗的和歪曲的政治制度, 它“局限在议会游戏的狭隘限度之内, 是一种日益老化的和毫无希望的选举主义”。因此, 资产阶级民主绝非一种至高无上的价值, 我们需要更多的、更广泛的民主。“民主制———就它现在的情况而言———不是一个偶像, 不能把它当作人类自由的尽善尽美的表现来崇拜。这是一个暂时的、不完美的形式, 是可以重新塑造的。但是根本的方向应当和新自由主义者所指出的方向相反———我们需要更多的民主。”

更为重要的是, 安德森认为, 这种资产阶级民主构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意识形态机制, 他说:“代议制国家的一般形式———资产阶级民主———本身就是西方资本主义首要的意识形态核心, 其特殊存在剥夺了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理想, 即一种完全不同的国家、交往方式和文化控制机制。……议会制, 作为四年或五年一届的人民意志的统治代表, 反映了国家回归人民的虚假统一, 就好像国家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一样。”总之, 正是这一核心的意识形态机制阻碍了民众对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构想。

可见, 安德森批判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目的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而并非像右翼学者那样, 以推崇极权统治、甚至法西斯主义来批判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 也不是要回到古希腊的城邦制。在安德森看来, 任何专制制度都是与现代文明发展相悖逆的, 都是与人的自由和平等本性不相容的, 都必须给予批判和废止。英国新左翼主张用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式来消除各种专制的和腐朽的社会制度, 因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真正的民主制度。“这种社会主义需要充分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政党的多元性:这是自由民主制富有生命力的遗产。但是, 这种政党制度的改变并非来自行政法令, 而是社会结构变化所带来的社会学变迁。这种变迁说到底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的实施所引起的。这一变迁之后形成的‘实践政治’ (practical politics) 的全新框架不仅会与选举产生龃龉, 而且会与之前的情况大不相同, 这些不同点也会在政党制度中体现出来。这种新框架体现的是一种新霸权, 其成长壮大的前提是获得社会上占压倒性多数的大众的支持, 这也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政党必须为之奋斗的目标。”因此,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再是一种虚假的、专制的民主制, 而是一种真正的民主制;不再是一种有限的民主制, 而是一种广泛的民主制;不再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民主制, 而是大众对工作和生活可以自我选择、自我决定、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的民主制, 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显然, 右翼专制的社会统治思想是根本不能为英国新左翼所接受的。

三、“传统不应改变”的认识论立场

右翼政治哲学的第三个根本错误是认为传统不应改变, 这种认识论立场与启蒙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总体来看, 右翼政治哲学家具有普遍的危机意识, 他们提醒人们关注现代性的危机、西方的危机、西方文明的当代危机、当前的信仰危机等等, 同时也对理性主义展开了猛烈批判, 这与20世纪整个西方学术界对现代主义的批判性反思浪潮基本一致。然而, 右翼政治哲学家似乎走得更远, 他们甚至认为理性主义已经到了走向覆灭的阶段, 现实的危机正在威胁整个西方的文化遗产。对于他们来说,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制度, 而在于理念, 在于价值观, 在于启蒙运动破坏了传统, 因此必须回到古典的传统中, 并坚守“传统不应改变”的认识论立场, 只有这样, 才能克服现实的各种危机。与右翼政治哲学家一样, 英国新左翼也认为人类的现实生存正处在严重危机的状态。不过, 与前者不同的是, 英国新左翼认为这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因此, 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才能从根本上摆脱危机。

在右翼政治哲学家看来, 要准确把握并克服现实社会的危机, 只有一条正确的途径, 那就是通过宗教批判回归古希腊传统智慧。施特劳斯认为, 启蒙运动以来所强调的科学和理性其实是一种非理性, 因为它走到了极端, 世俗的人文主义不但给人性带来了黑暗, 而且起到了破坏作用, 正是由于削弱、贬低和试图消灭宗教, 西方人才失去了曾经拥有的优良传统。世俗理性直接导致了个人不道德和政治大灾难, 甚至正是启蒙运动本身及其失败间接地导致了希特勒的出现, 也导致了各种极权主义的产生。因此, 只有恢复伟大的古典传统, 人类才能拥有智慧。开向现实的窗口既不是科学和技术, 也不是理性, 而是古典的书籍。例如:“修昔底德使我们懂得了人类生活的真谛;他使我们有智慧。通过了解修昔底德的智慧, 我们才智慧起来;但如果我们在了解修昔底德的同时, 没有认识到正是通过了解修昔底德我们才逐渐变得智慧, 那我们是不可能真正变得智慧的, 因为智慧与自知是不可分离的。通过了解修昔底德, 我们会越来越智慧, 从中我们也看到了修昔底德的智慧。”

施特劳斯强调, 伟大的古典传统主要来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正是他们提供了区别“本质上较高级的愉悦与本质上较低级的愉悦”的方法。他们教给我们的“完全、完美、全部”的生活就是哲学的生活:“人构造得如此之好, 他通过自由调查和清晰地说出存在之谜而找到满足和幸福。”人类的至善在于能够自由地交流,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体验到这种至善, 只有哲学家才能够体验到, 这是一种智慧, 它存在于自然的等级秩序中。人要摆脱自己存在的苦难, 就需要相信上帝, 而不是科学。上帝是抵抗现实恐惧的镇痛药, 对上帝的信仰使我们的心平静下来, 这就是说, 社会需要宗教。由于宗教是传统, 因此, 坚持不可更改的传统是人类自我救赎的良方。

奥克肖特等右翼哲学家认为, 恢复传统的责任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承担的, 只有哲学家才能做到。在奥克肖特看来, 哲学是“一种无预设、无保留、无禁忌、无修饰的经验”, “哲学并不是生命的升华, 它倒是对生命的否定……企图实现一个完全一致的经验世界, 这当中或许有着某些堕落的甚至颓废的东西, 因为, 这样一种企图需要我们暂且宣布放弃一切可以被称作善或恶的东西, 一切可以被珍视或被弃之如敝屣的东西”。相比之下, 由于政治学是一种次级活动, 内在地包含着“精神的低俗、虚幻的忠诚、欺诈的目标和虚假的意义”, 因而政治学实践必然需要哲学理论。对于施特劳斯来说, “哲学是这样一种努力, 它试图消解社会赖以存在的要素, 因此, 它威胁到社会”。为缓解哲学与政治学这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 施特劳斯强调, 哲学知识不能把自己暴露给低俗, 而应从远处开始塑造市民生活的形态, 维持神秘的真理与通俗的真理之间的壁垒。只有做到这一点, 我们才能拥有智慧, 现实的危机也才能迎刃而解。

不难看出, 对于如何救赎人类和救赎文明的问题, 右翼哲学家开出了一剂回归传统的药方, 甚至把最终的灵丹妙药归于对宗教的信仰。这样一种认识论立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新左翼的批判, 因为在新左翼看来, 传统中一些优秀的东西必须继承和发扬, 但回归传统, 尤其是借助于宗教救赎, 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一条错误的路线, 因为现代文明的种种危机主要源自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 因此, 唯有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能够消除一切危机, 包括种族的、性别的、生态的和战争的危机。

在安德森看来, 资本主义就“好像一个不知困倦的资本主义巨无霸, 在几乎全球的范围内建立起同质的政治化的经济统治后, 又无情地向残余的文化异质性进发, 进而把它们并吞到其意识形态机构中去”。同样, 后现代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 是一个充满冲突和斗争的场所, 尽管这些冲突和斗争并不仅仅局限于阶级的斗争和冲突, 而是出现了诸如性别、种族、生态和宗教等新的对立, 从而构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的挑战和威胁。但是, 这些冲突和斗争的解决有赖于阶级斗争, 而阶级斗争的解决又最终有赖于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因此, 安德森指出:“不是资本主义终结了乌托邦, 而是针对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式的观点, 即把资本主义视作一种平和的、稳定的秩序的观念, 在这里终结了。”这就是说, 必须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才能真正推进现代文明的发展, 而不是坚守某种传统不放。

四、结语

首先, 英国新左翼思想家对右翼政治哲学的批判表明, 政治哲学的理论思考并非仅仅对个别问题发表合乎逻辑的看法这么简单, 而是涉及基本的哲学立场和政治追求。我们知道, 英国新左翼是以唯物史观作为其思想内核的, 因而它在有关政治哲学的诸多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 而其政治追求的根本理念是坚持以事实为基础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 最终目标是人的解放和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此来说, 右翼政治哲学的反启蒙主义意识显然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也与启蒙运动以来人们所坚持的现代文明理念根本不同。因此, “人生而不平等”不能作为政治哲学合理的思想基础, 但这种思想却具有很大的迷惑性;“统治是合理的”这一价值论判断具有极大的危害性, 这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传统不应改变”的认识论立场看上去好像具有合理性, 因而迎合了很多人的口味, 但实际上却是为反启蒙运动寻求一个思想基础, 树立一个貌似合理的原则。

其次, 右翼思想家设计了一种独特的政治秩序, 试图从“人生而不平等”的哲学预设出发, 建立起一种有秩序的公民联合体, 在这样的联合体中, 人的等级存在被认为是合理的, 甚至专制统治也被认为是好的, 只要能够维护社会秩序即可。这就抹杀了社会对立和人的不平等存在的非正义性。面对现实的社会危机、文明危机、西方危机以及整个人类的危机, 右翼思想家把现实危机的根源归结于启蒙运动以来的价值观, 归结于人们对古希腊传统和宗教传统的批判与放弃, 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因而, 似乎只要解决了价值观问题, 只要回到古希腊传统和宗教传统中, 一切危机就可以克服。对于这样的哲学论断, 英国新左翼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批判。

在英国新左翼看来, 现实的社会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危机, 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安德森认为, 现实的政治秩序背后所蕴含的是阶级统治的属性和内涵, 这才是政治哲学的真正议题和真实内容。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阶级统治的现实是全方位的、结构化的、体系化的, 是一种由经济、政治和文化构成的权力结构模式。其中, 经济权力是基础性的, 文化权力是主导性的, 政治权力是决定性的。换言之, 大众在工厂和车间所遭受的经济剥削是阶级统治的真正基础;大众在家庭、学校、教会、党派、法律、文化和工会等“意识形态机器”中自愿接受和认同资产阶级的统治是阶级统治最核心的意识形态机制;而大众在法庭、监狱、军队和警察等“强制性机器”中被迫接受统治才是背后的真相和本质。因此, 在对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辩护中, 政治在资本主义的权力体系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发挥着更具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 要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秩序和自由, 就需要废除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 创建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 因为社会主义是确保政治自由的唯一前提, 也是确保无阶级社会的唯一基础。“如马克思在壮年时期曾写到的, 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今天也是如此, 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 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一个世纪之后, 彻底废除国家依然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之一。”因此, 安德森所希望的并非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和自由, 而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秩序和自由。这是一种无阶级差别的政治秩序和自由, 也是一种自主参与和自由选择的政治秩序和自由, 更是一种广泛的社会秩序和自由。

再次, 上述分析表明, 如果说右翼政治哲学和思想家在政治哲学的问题上具有一种反启蒙主义的理论色彩, 那么英国新左翼学者不仅坚持了启蒙运动以来所倡导的自由、平等、民主等人本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价值理念和哲学立场, 而且坚守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价值诉求, 将社会主义视为整个人类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终极目标。其中, 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然主义是存在于右翼政治哲学中的一个内在的价值预设, 平等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则是英国新左翼政治哲学的核心价值理念。因此, 当右翼学者试图回到传统的立场为当代文明危机和社会危机寻找退路时, 英国新左翼学者则试图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寻求出路, 这是两者根本的和核心的差异所在。

最后, 必须指出的是, 面对右翼政治哲学家的基本哲学思想和理念, 英国新左翼的绝大多数学者均采取了不闻不问、不屑一顾的哲学态度, 这是不可取的。事实上, 右翼政治哲学家讨论了非常广泛的政治哲学问题, 也形成了诸多思想和理论, 诸如奥克肖特的社团理论、哈耶克的自发秩序理论和社会构成理论、施米特的管治国家理论以及施特劳斯对现代主义政治的批判和共同善思想, 都是值得给予深入研究的。(注释略)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 2017年第9

 

发布时间:2018-02-04 11: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