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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畅:如何理解《资本论》的未完成性与科学性

 

 

1894年恩格斯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三卷、1910年考茨基整理出版《剩余价值理论》之后, 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的“三卷四册”计划看起来算实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据此认为, 《资本论》是具有完成性的科学理论。近年, 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 (MEGA2) “《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全部出版, 上述观点正面临挑战。大量最新文献表明, 未完成性是《资本论》创作史的重要特性, 不仅整个《资本论》计划没有最终完成, 而且马克思亲手出版的《资本论》部分也不能说完成了。不过, 与人们通常担心的情况相反, 笔者认为, 《资本论》的未完成性再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不仅无损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反而是其科学性的深刻体现。《资本论》未完成性与科学性的内在逻辑对于化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些理论难题以及新时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一、未完成性是《资本论》创作史的重要特性

众所周知, 通过批判黑格尔, 马克思意识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要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但直到18445月底6月初, 马克思才在恩格斯影响下开始系统研读经济学著作。一个月后, 马克思便提出了他的第一个政治经济学计划, 即《政治和国民经济学批判》。这个计划包括三部分:“劳动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随后马克思作了大量经济学著作摘要, 并撰写了计划中的一些章节。[1]18452, 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 写下《布鲁塞尔笔记》;18457-8月马克思到英国旅行, 在曼彻斯特公共图书馆写下《曼彻斯特笔记》, 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出现了新景象。[2]136马克思告诉出版商:“一方面是由于增添了在英国收集的新资料, 另一方面是由于修改时发现需要作一些补充, 所以手稿将比原来商定的篇幅增加二十多个印张。”[3]384不仅如此, 马克思还拟订了一个更大的写作计划:“我打算用不同、独立的小册子来相继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 最后再以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以及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4]219此后, 马克思致力于《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的写作, 1844年计划成为马克思第一个未能完成的经济学研究计划 (残稿直到1932年才由苏联冠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公开发表) 。在以后的岁月中, 不断拟定计划, 不断调整计划, 并最终不能完成, 成为马克思工作室里的常态。

1850年起, 马克思在伦敦展开更系统的经济学研究, 撰写了《伦敦笔记》 (1851-1853) 1857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经济危机, 马克思决定在“洪水”到来之前把最新研究成果写出来, 结果便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这一手稿中, 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资本论》“六册计划”。“六册计划”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 先后经历了4次大调整。[6]每次调整无不彰显了马克思研究经济学过程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下面重点考察从“六册计划”到“三卷四册”计划的变迁情况。

“六册计划”最早出现在1858222日马克思写给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表示:“全部著作分成六个分册:1.资本 (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 ;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6]150注意, 这里的“全部著作”只是马克思写作计划的第一部分, 即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部分。马克思还计划撰写理论史部分, 包括资产阶级经济学史和空想社会主义史, 构成第二部分的内容;此外, 还要概述经济范畴和经济关系发展史, 从而构成第三部分的内容。可以肯定的是, 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 马克思放弃了第三部分, 也放弃了第二部分中关于空想社会主义史的设想, 马克思的写作计划留下了大片空白。[7]367

1859,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按照六册计划, 这一册论述“资本”, 但内容只有“商品”与“货币或简单流通”两章。这两章其实是原计划中的绪论部分。对此, 马克思解释:“第一章和第二章……构成最先出版的一个分册的主要内容。至于第三章《资本》, 我要等到重新有了坚实的基础时再出版。”[8]553

马克思被福格特案件缠身, 直到1861年初才回到“资本”这一章的写作上来。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和准备, 18618月马克思写了一份《资本章计划草稿》, 共三部分:I.资本的生产过程;II.资本的流通过程;III.资本和利润。一开始, 马克思严格按照计划撰写, 写到“资本的生产过程”篇“绝对剩余价值”章“机器”节时, 停了下来。马克思认为机器的问题有些细节没有弄清楚, 需得重新找材料, 于是撰写比较熟悉的第三篇“资本与利润”[9]141。到1862年底, 马克思的思路发生了重大改变。马克思告诉库格曼, 作为第一分册的续篇, 第二部分已经脱稿, 但这一部分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 “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6]196显然, 马克思是把《资本论》视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系列中的一部分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才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真正名称。

此后, 马克思把写作重心放在《资本论》上, 不再提“六册计划”。马克思是否放弃“六册计划”, 是《资本论》创作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 我将在下文回应。现在考察《资本论》新计划的落实情况。

18631, 马克思计划《资本论》共三篇: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和利润, 分三册出版。186610, 又出现了新的设想:全部著作分为三卷四册, 第一卷共两册, 包括“资本的生产过程”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写“总过程的各种形式”, 作为第二卷;第四册写“理论史”, 作为第三卷。[6]246这是所谓“三卷四册”计划。“三卷四册”计划是恩格斯和考茨基整理编辑《资本论》遗稿的主要依据。关于这一计划的未完成情况,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有明确说明。1867年初, 为了尽快出版《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思决定第一卷不再收录计划中的第二册。因此, 马克思唯一亲手出版的《资本论》, 只不过是“三卷四册”计划中的第一卷第一册而已。然而, 即使这一册也不能说真正完成了。

《资本论》第一卷在付排期间就发现了问题。恩格斯在校读清样时告诉马克思:“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没有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 使这种抽象阐述的思路明显地表现出来。”[6]261马克思及时调整校样, 除增加一些章节标题外, 还专门写了一篇关于价值形式的附录。但是, 18678月恩格斯责备《资本论》第一卷结构失衡、重点不突出、甚至有些混乱时, 马克思已来不及修改。更大幅度的修改工作是在1872年第二版中进行的。在第二版, 马克思重写了“价值形式”部分 (参见MEGA 2-II6卷“补充和修改”[10]1-54) , 同时, 原来的章改为篇, “工资”部分由一节扩大为一篇, 全书成为725章而不是原来的6篇。

随后马克思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 又作了较大调整, 主要包括:“资本的积累过程”篇, 阐述更加详尽;把“原始积累”部分抽出来, 独立成篇;第一次分析了资本的有机构成等。改动之大以至于马克思认为法文版“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11]27

1883年马克思去世, 留下了继续修订《资本论》第一卷的遗愿。恩格斯着手修订第三版时发现了一本马克思留下的二版《资本论》, 上面有马克思的手迹, 标明了下一次出版时准备修改的地方[12]854-945, 同时发现一本法文版《资本论》, 上面同样标记了德文二版再版时要补充的内容。这一次, 马克思打算修改的幅度更大:“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写一下, 把某些论点表达得更加明确一些, 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 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11]28

1844年计划到“六册计划”, 再到“三册计划”、“三卷四册计划”, 从《资本论》第一卷德文一版、二版、三版、四版以及法文版, 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范围不断扩大、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 而且是材料不断增加、观点不断更新的过程。马克思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未完成的宏大政治经济学课题。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 人们通常把《资本论》阐释为具有完成性和确定性的思想体系, 这一努力当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MEGA 2编辑促进协会主席罗尔夫·黑克尔指出, 越来越多的资料表明, 《资本论》存在一个文本发展过程, 当我们研究《资本论》某些特定理论要素时, 应该参考所有的版本[13]5MEGA编辑之一里贾纳·罗斯 (Regina Roth) 认为, 马克思的研究过程是开放的, 核心问题始终处于不断修改状态, 马克思留给我们的遗著更确切地说是一种未完成性, 或者说残缺性。[14]10米歇尔·海因里希 (Michael Heinrich) 说得更直接:“今天我们看到的《资本论》三卷书中没有一卷是以马克思本人提供的方式出现的。每一卷 (即使是第一卷) 都是由恩格斯定型的。……原始手稿中部分‘开放性’的问题被恩格斯终结为最后的结论。”[15]120另一重要信息是, 2014年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马克思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将会议主题确定为“资本论:一个未完成和不可完成的工程”。该会议手册清楚地写道:“当前大量证据表明, 马克思《资本论》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马克思不断探索新领域, 不断修改早期研究结论, 1867年以后利用数次再版的机会重新构思《资本论》。”[16]

二、《资本论》未完成引发的科学性问题

2004, 俄罗斯“休克疗法”的推行者、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叶·盖达尔和俄罗斯联邦政府国民经济学院院长弗·马乌联名发表长篇文章《马克思主义:在科学理论与“世俗宗教”之间 (自由主义的辩护) , 重提马克思没有完成《资本论》的原因。他们认为, 马克思晚年深知他写的许多东西不再符合现实, 但是如果改变这个学说的某些成分, 就会摧毁整个大厦, 而围绕这座大厦已经形成了无产阶级政党、千百万人的世界观、生活目标和命运, 后者不允许对这个“圣经”哪怕字面意义上的更改。于是, 马克思主义在信仰与科学之间便发生了冲突, 这使马克思无法公开完成他的伟大著作。莫斯科大学经济学教授列·格列布涅夫进一步认为, 马克思晚年不仅研究数学、俄语和历史, 而且还研究地质学, 总之, 什么都能研究, 就是不研究经济学, 之所以如此, 是“世界观危机”使“马克思中止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工作”。[17]

俄罗斯自由派观点随后受到俄罗斯马克思主义学者及其他学者的有力反驳。[18]。问题是, 为什么20世纪初伯恩施坦提出来的“科学性和价值倾向性之间的矛盾使马克思最终难以完成《资本论》”这个命题一再被重提?归根结底, 还是《资本论》的未完成性与科学性的关系没有得到清晰阐明。这个问题说不清, 伯恩施坦的论调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浮现, 《资本论》的科学性问题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伯恩施坦认为, 辩证法在理解事物时不仅强调“过程”性, 也强调“完成”性, 即形而上学性、抽象性。这是辩证法一个陷阱。辩证法势必对事物的特殊性进行抽象, “这种抽象对阐述和研究的一定目的来说是完全可以容许的, 甚至是不可缺少的, 但是有些时候, 由于对象的性质或研究目的和性质, 根本不可能或者只容许在一定限度内进行这种抽象, 上述公式也唆使人们进行抽象”[19]353-354。在伯恩施坦看来, 《资本论》正好陷入了这一陷阱:一方面马克思依据辩证法在“过程”中研究事物, 另一方面, 又对资本主义作了“完成”式描述, 以便适应预先构造的辩证法图式, 由此陷入“概念的自我发展”圈套, 导致科学预测的巨大风险。[19]158

如果真是这样, 则马克思不仅没有走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阴影, 而且比黑格尔更唯心主义。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品卡 (Terry Pinkard) 教授指出, 黑格尔唯心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修正过的亚里士多德自然主义, 这是其思想精华所在。相比之下,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反而是抽象的。他认为, 将辩证法神秘化的是马克思, 不是黑格尔。[20]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风险, 坚持在完成的意义上理解《资本论》的主要结论, 种种理论困境因之而起。

我认为, 解决“伯恩施坦问题” (姑且这么称之) 的关键, 在于是否把过程性 (即未完成性) 纳入到理解《资本论》科学性的视域中来。恩格斯曾说过:“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 就是有巨大的历史感做基础。……他是第一个想证明历史中有一种发展、有一种内在联系的人。”[21]602问题在于, 在黑格尔体系中, 描述现实事物只是为了体现“观念”的演进过程, 现实事物成了“绝对精神”的体现环节。这样理解历史, 必然陷入唯心主义。马克思深得辩证法精髓, 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高度警惕。他一方面非常重视辩证法蕴含的关于普遍联系与不断变化的思想, 明确反对孤立和静止地看待事物, 另一方面又坚持科学唯物主义立场, 从而形成了既不同黑格尔也不同于庸俗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科学观、世界观。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把唯物主义追溯到古希腊哲学中, 辨析了伊壁鸠鲁唯物主义与德谟克里特唯物主义的巨大差异, 并在随后的《神圣家庭》中评析了唯物主义思想自培根以降的发展历程, 认为“唯物主义在以后的发展中变得片面了”。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问题》一书第二章对此做了较详细的考察。[22]

据此, 马克思走上了与近代经验科学旨趣迥异的科学道路:后者以客观事实为基础, 在现象中探求一般规律, 强调科学结论的完成性、自洽性、形而上学性;马克思则认为, 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当然是客观事实, 但不是孤立的“纯”事实, 而是作为思维综合结果的事实, 是关于事实的一般抽象, 以此为出发点, 科学研究的真正目标在于考察事物的过程性、历史性、异质性、具体性。这就是所谓“从一般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这一科学方法论的重大意义在于:真正的科学必须是“历史科学”———在发展变化中看待一切、不以抽象规律为最终诉求的科学。马克思 (和恩格斯)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提出了“历史科学”的概念:“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 即历史科学。”[23]66

正是通过上述科学观变革, 马克思成功地避开了“伯恩施坦问题”, 没有让一个固定体系或先验结构限制《资本论》写作, 没有把《资本论》描述成超越一切历史阶段的抽象规律, 没有终止对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研究, 也就没有真正完成《资本论》。《资本论》未完成不仅不是什么内在的重大缺陷所致, 反而是马克思科学观念变革使然。遗憾的是, 在围绕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问题展开的历史争论中, 无论伯恩施坦还是考茨基, 无论苏联马克思主义者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都忽略了这一重要视角。

近年, 随着当代科学逐渐摆脱传统经验科学的束缚, 未完成性作为科学的重要内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美国科学哲学家雷舍尔 (Nicholas Rescher) 认为, 完成性科学 (perfected science) 必须满足四个前提:提问的完成性 (包括解说的完成性) 、实效的完成性、预言的完成性、时间的终结性。但是, 这四点中的任何一点, 科学都无法真正做到。以“提问的完成性”为例, 显然不可能“完成”性地提出问题, 新问题总是随着人们视角的转换、方法的更新、新材料的涌现而不断产生, 永无止境。因此, 必须把科学视为不可完成的 (incompletable) [24]106事实上, 科学进步的原动力不仅不是完成性, 恰恰相反, 而是科学的未完成性。正是未完成性使人们认识到科学的阈限和世界的复杂性, 从而推动科学不断发展。斯坦福大学理论粒子物理学家海伦·奎因 (Helen Quinn) 认为, 科学是一种过程, 即使在经过多次测验和修正的意义上, 科学理论也从来不能最终完成 (complete) , 科学的未完成性 (incompleteness) 不以任何方式向人们提供永恒的确定性。[25]8

那么,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这样看待未完成的《资本论》及其科学性呢?

在完成的意义上理解《资本论》, 就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历史终结论” (俄罗斯自由派学者就是这样看的) , 导致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苏联解体以后这方面的论调磨耳成茧) , 产生严重的教条主义 (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有关教训罄竹难书) 。自觉地意识到科学的不可完成性, 并在未完成性的意义上理解作为人类进步文明成果的《资本论》, 既是马克思科学方法论的内在要求, 也是当代科学哲学成果的基本结论, 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重要前提。

三、在未完成的意义上理解《资本论》的科学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资本论》的科学性与未完成性再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有利于摆脱一些理论沉疴, 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提供多种可能。具体说来:

() 在未完成的意义上理解《资本论》及其科学性, 有利于清理历史纷争, 在崭新的层面上论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

西方社会学界向来瞧不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质。整个一部《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事实上要解决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是科学、是什么样的科学的问题。恩格斯去世不久, 伯恩施坦与考茨基针对这个问题发生激烈论战, 之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形成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Scientific Marxism) 和“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Critical Marxism) 两大流派对立[26],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实证科学还是批判哲学, 是客观真理还是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 成为长期困扰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历史难题。

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哪种观点, 对科学的理解并无太大差异, 都是在近代经验科学的意义上理解科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的。按照这种科学观, 一种理论之所以是科学, 就在于它的客观必然性、真理性和正确性, 科学成了“正确”和“真理”的代名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流派认为, 马克思主义是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方法建立起来的科学体系, 是实证的科学, 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真理;“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则认为,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科学, 毋宁说它不是科学, 而是批判的革命意识形态。科学哲学家波普儿说得最干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死了。”[27]323

研究表明, 在近代经验科学意义上理解《资本论》, 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问题百年纷争不断的重要原因。[28]《资本论》的未完成性为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历史难题的新思路: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纯客观的认知规律, 不是完成了的真理, 它在过程的意义上理解一切科学理论, 也这样理解其自身。在未完成的意义上理解《资本论》及其科学性, 不仅摆脱了西方近代经验科学的传统立场, 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在崭新的层面得到论证, 是化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问题历史纷争的重要途径。

() 《资本论》未完成性与科学性的内在逻辑为廓清《资本论》“六册计划”与“三卷四册计划”关系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资本论》“六册计划”与“三卷四册计划”关系问题是《资本论》创作史研究的一大难题。学界观点大致分为三类:“放弃说”、“不变说”、“演变说”。根据张钟朴先生的研究, 最早专门论述“放弃说”的是法兰克福大学教授亨·格罗斯曼, 他在20世纪20年代末指出“六册计划”是马克思依据当时掌握的材料拟定的, 1863年夏天, 马克思放弃了原来的计划, 代之以根据资本主义再生产图式本身的各种职能来叙述理论, 于是形成了“三卷四册计划”。20世纪50年代, 莱比锡大学教授弗·贝伦斯认为“六册计划”是依据以往政治经济学传统作出的, 当马克思实现了严格的科学方法论以后, 放弃了“六册计划”, 构建了“三卷四册计划”。较早主张“不变说”的是日本的久留间鲛造, 在他看来, 《资本论》只相当于“六册计划”中“资本一般”这一部分, 原来的计划并没有变, 只有在写出了《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贸易》、《世界市场》等册后, 才算完成了“六册计划”。联邦德国的温·施瓦尔茨、苏联的阿·科甘和日本的佐藤金三郎等都主张“不变说”, 他们认为《资本论》“四卷结构”并没有取代“六册计划”, 马克思直到最后仍坚持“六册计划”的方法论思想。[5]我国学者马健行和郭继严在《〈资本论〉创作史》一书中主张“演变说”, 认为《资本论》的写作计划不断变化是由马克思理论认识的加深而导致的。[5]

其实, 如何看待《资本论》与“六册计划”的关系, 马克思已在18621228日致库格曼的信中说得很清楚。这封信至少表明:第一, 《资本论》是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 》的续篇。也就是说, 《资本论》在大结构上隶属于“六册计划”, 马克思用“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要说明的就是这个意思。第二, 《资本论》只是“六册计划”中原第一册《资本》的第三章, 即“资本一般”。马克思认为这是“精髓”部分, 至于余下的问题, “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6]196

马克思早已交待过的事情之所以成了争执不休的问题, 关键还是科学的完成性、完整性、确定性观念作怪。“放弃说”和“演变说”都试图描述一种具有确定性的、完整的《资本论》体系, 对原本具有连续性的马克思研究计划予以人为切割。“不变说”虽然意识到马克思研究计划的连续性和未完成性, 但没有强调这种未完成性的科学意义, 属于论证视角缺失, 以至于俄罗斯自由派学者在新时期仍然坚持“未完成”是马克思晚年放弃《资本论》写作的重要依据。实际上, “六册计划”只是马克思未完成的宏大计划中的一部分, 而“六册计划”本身也留下了巨大的未完成的内容;“三卷四册”计划在结构上隶属于“六册计划”, 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其实, 正如本文反复论证的, 未完成不仅没有损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地位, 反而是其科学特性的重要表现。没有必要为论证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而人为制造“六册计划”与《资本论》“三卷四册计划”的分裂, 更没有理由在未完成这一点上指责《资本论》的科学性与价值倾向性之间不可调和的张力。

() 《资本论》的未完成性为新时期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方法论启示

   长期以来, 人们把《资本论》三卷四册结构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全部内容。然而, 现在我们已经非常清楚, 《资本论》三卷四册结构仅仅是“六册计划”中的第一册第三章即“资本一般”的扩展, 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内核。计划中的其余各册内容———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 即由经济学一般范畴上升到具体经济现象的“大圆圈”运动所构成的逻辑体系, 马克思期待后人在他的基础上继续研究。在完成的意义上阐释《资本论》三卷四册结构, 显然忽略了这个“大圆圈”及其运动, 这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构封闭化、内容庸俗化、结论教条化的重要原因。

苏联解体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受到巨大冲击, 西方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形态。但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十分明显, 照搬西方经济理论显然不行。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格局,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 成为近来学界重要致思路向。与之有关的一个理论前提是:如何理解《资本论》为我们提供的结构体系及其科学原则?如果对《资本论》未完成性和科学性的内在逻辑不彻底廓清, 一些理论沉疴还会出现在新的话语体系中。本文表明, 体系即过程, 在开放的结构体系中揭示政治经济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是马克思不同于以往一切经济学家的根本之处。《资本论》的结构体系及其科学原则为我们提供的启示是:在发展变化中看待一切, 不以经济学规律或概念的完整性和确定性为诉求, 从而在构建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话语体系过程中既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又始终与当代实际相结合。唯此, 才能摆脱西方科学主义经济学的干扰,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开辟崭新的理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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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1

 

 

   

发布时间:2018-03-14 19:0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