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后，勇敢地肩负起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历史使命，先是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极大地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扩大了社会主义在世界的影响，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接着，中国共产党又以苏为鉴，领导中国人民独立自主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实行改革开放成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通过4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使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不仅在苏东剧变十分严峻的国际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且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迈向新的更高发展阶段。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为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逐步走向伟大复兴，为人类的和平、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一、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开辟了东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新纪元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1921年，当时正处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重心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俄国向东方落后国家转移的时期。列宁清楚地看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所发生的这种历史性变化。他在1923年3月所写的《宁可少些，但要好些》一文中指出，“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他还强调，世界革命“斗争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如下这一点：俄国、印度、中国等等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正是这个人口的大多数，最近几年来非常迅速地卷入了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斗争的最终解决将会如何，是不可能有丝毫怀疑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完全和绝对有保证的”。历史的发展证明，列宁的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进入20世纪以后，介于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俄国和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先后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风暴的中心，并相继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决定性贡献。在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下，世界一大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先后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如果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实践，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那么此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则开辟了东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1989—1991年苏东剧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心进一步向东方发展中国家转移，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变得更加突出、更加重要。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对世界社会主义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开创了不同于西欧和俄国的民主革命道路。无论是西欧国家的革命，还是俄国的十月革命，走的都是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夺取国家政权的道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克服了党内机械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教条主义，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国情出发，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经过长期的革命战争，最后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这条革命道路与西欧国家和俄国的城市武装起义不同，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是开创性的，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时间已过去了百年的今天，我们重申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意义，并不是像原来的苏联那样，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照搬中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而是要说明，中国革命道路的开创，证明了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西方和俄国那一条革命道路，而是存在着多种不同的革命道路，每个国家都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和本国的具体情况，探索适合本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和形式。这才是中国开创出自己的革命道路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所在。

　　第二，根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创立了系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这个理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在革命动力和对象问题上，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区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认为官僚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和帮凶，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样，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而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既有矛盾的方面又有妥协的方面，在民主革命中是可以争取的革命力量。这个区分，使我们可以在民主革命中团结包括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中国的民主革命由俄国的工农兵革命，发展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革命，我们所要建立的国家政权也就由列宁所说的工农民主专政，扩大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区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社会主义改造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加以没收使之成为国有资产的一部分，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则允许其继续存在和发展，以利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我们坚持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从而开辟了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和平之路。这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丰富和发展。由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中国一样，都存在着官僚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中国对资产阶级所作的区分和所采取的不同政策，对这些国家的革命无疑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与苏联东欧国家普遍采取的暴力剥夺和疾风暴雨方式不同，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体上是采取了典型示范、逐步推进的和平改造方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不仅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对待，并且把对生产资料的改造与对人的改造有机结合，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实行了对民族资本家的和平赎买的政策。这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以和平渐进方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范例，不仅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社会剧烈变革对经济的破坏，而且有力地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快速增长。

　　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取得革命胜利，大大增强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占到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领土面积占到世界陆地总面积的四分之一。中国革命胜利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落后国家的人民，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

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独立自主潮流的发展

　　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中国共产党科学地对待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开始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建设实践相结合作出了贡献。同时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主张各国共产党之间独立平等，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反对苏联在党际和国家关系中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独立自主潮流的主要代表。

　　社会主义从一国发展到多国以后，尤其是在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以后，包括苏联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适应国际形势从战后恢复到和平建设的转变，把马克思主义与新的时代特点及本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探索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这个时期，苏联继续奉行大党主义和大国主义，不但把本国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说成是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统一模式，而且以是否遵循和照搬这种苏联模式作为衡量真假社会主义的标准，动不动就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这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国家自主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正常关系，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甚至最后走向分裂的主要根源。面对苏联共产党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所造成的这种严峻局面，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各种形式抵制苏共的错误做法，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独立自主潮流的主要代表。

　　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中就已经深刻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认识到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我们虽然在某些方面，主要是经济方面，曾经照搬了苏联的某些体制和做法，但在实践中越来越感到其中的某些东西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不久，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立即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同年2—4月先后听取了34个部门的汇报，并和与会者边谈边议，探讨中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而正在这个时候，苏联共产党于同年2月14—25日召开了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揭露和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这对于我们党的领导人解放思想、全面认识苏联建设经验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同年4月4日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时，毛泽东指出，这篇文章的发表表明我们对苏共二十大有了明确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年的3、4月份，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把对苏联经验教训的讨论与对中国经济的调查紧密结合，正式开始了以苏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初步形成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就是这个探索的第一个代表性成果，初步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接着，我们党在同年9月召开了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在探索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取得了重要成果。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自主探索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典范，而且利用自己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重要地位，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坚持独立自主路线，反对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的主要代表。早在1956年9月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在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就鲜明地提出反对长期以来苏联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即所谓的“父子党”关系。他说：“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

　　接着我们党在1956年10月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中，积极推动苏联共产党以平等态度处理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1956年6月，波兰发生了举世震惊的波兹南事件；7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七中全会总结波兹南事件的教训，讨论如何推进国内改革；随后又为在1948年苏南冲突中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并在1951年被关进监狱的哥穆尔卡平反，还确定在10月举行八中全会，改组中央政治局，选举哥穆尔卡为第一书记。但就在10 月17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举行时，赫鲁晓夫等四名苏共领导人未经邀请飞抵华沙上空，强行要求参会，同时开始调动军队向华沙等地进发。面对严峻的波兰局势，苏共主动征求中国的意见，要求中共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苏联转变了处理波兰问题的方针，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军事调动，准备承认以哥穆尔卡为首的党中央。随后，波苏两党代表团在平等的气氛中举行会议，并发表了联合公报，波兰问题得到了比较平稳的解决。波兰事件的结果使得对苏联干涉本国内政强烈不满的匈牙利人民深受鼓舞，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跃起来，1956年10月23日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要求纳吉上台，并为过去的受害者平反，这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由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参与很快失去控制。就在这个时候，处境十分被动的苏联，经过与中国共产党的讨论，于1956年10月30日发表了《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这个宣言采纳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见，检讨了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上的错误。中国在同年11月1日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的宣言。这里需要指出，苏联在一开始并不接受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而且极力进行辩解，后经双方讨论，最后还是接受了这个意见，把它写在了宣言中。

　　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准则，是中国共产党对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在此之前，苏联一直片面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的一致和共同方面，忽视彼此的不同和差异方面，要求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无条件服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实际上也就是苏联的利益，把对待苏联的态度作为衡量真假国际主义的试金石。这就为苏联以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利益为名，打着国际主义旗号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事务提供了借口，而坚持维护本国利益，强调从本国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却被说成是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外交政策，长期被限制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中国和缅甸、印度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被视为只是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原则。经过波兰和匈牙利事件，中苏两国共产党通过宣言和声明的形式宣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该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对于从根本上打破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旧格局，推动社会主义各国独立自主地探索本国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世界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鉴于1955年苏南关系的恢复和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出现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1957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共同规律和各国社会主义的特点，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课题。中国共产党对于在这些问题上达成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会议筹备的过程中，苏联准备了一个会议宣言草案并征求中共的意见，我们党根据中国经验增加了一段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内容：“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求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条件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原则，不允许机械地抄袭他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列宁曾经多次告诫，必须使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特殊情况。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忽视了民族特点，就必然会脱离生活，脱离群众，就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但是，如果夸大这些特点的作用，借口民族特点而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真理，也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受损失。”这段话的基本观点为会议宣言所接受。会议发表的宣言依据当时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总结了各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共同规律，同时肯定了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形式和方法的多样性。会议宣言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强调，社会主义各国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并在此基础上相互援助、加强团结。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党间存在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同志式的平等讨论和交换意见解决。这和我们党的主张也是基本一致的。

　　这次会议的宣言草案是由苏共起草并经中苏两国共产党共同修改后提交代表会议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通过相互协商和集体努力，消除了彼此间的某些意见分歧，就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签署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南斯拉夫由于不同意这个宣言的某些观点没有签字，但也在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和平宣言上签了字。中国代表团特别是毛泽东在协调各党关系和化解分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这次会议的成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在这次莫斯科会议期间，苏共再次向中共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还提出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这实际上是又回到共产国际和情报局时期的做法。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办一个刊物，也不同意在近期内成立组织。但考虑到加强社会主义国家联系和团结的需要，毛泽东主动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首，但为首者的职责只限于定期召开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会议，由苏共作为会议的召集人。这实质上是把苏共和其他国家共产党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努力把过去的“父子党”关系变为“兄弟党”关系。

　　莫斯科会议以后，苏联并没有真正放弃对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内部事务的干涉，包括对中国事务的干涉。1958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时曾提出，要与中国建立“联合舰队”和在中国沿海设置苏联“长波电台”，遭到毛泽东断然拒绝。1959年苏美领导人戴维营会谈后，苏联的世界战略作了重大调整，中苏两国共产党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分歧在1960年后演变为激烈的中苏论战。这时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开始发展为霸权主义，先是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使我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接着又组织力量对中国和不同意他们观点的阿尔巴尼亚等国进行围攻，甚至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威胁中国安全，挑起边界武装冲突，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动荡、大分裂，给世界社会主义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时中国与苏联大国主义、霸权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代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各国党独立自主的潮流。正是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之下，我们党始终坚持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也推动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发展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尝试。

三、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在世界上开启了一条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苏联东欧国家改革普遍失败、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不但经受住了苏东剧变带来的巨大冲击，而且取得了系统的成功经验和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使中国在世界社会主义低潮中一枝独秀，并带动了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发展，为世界社会主义开辟了一条完善和发展的道路。

　　在苏共二十大揭露和批判斯大林的错误以后，苏联和大多数东欧国家先后开始了对传统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苏联模式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尝试基本上被控制在苏联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仅限于对传统苏联模式的完善和修补，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致使改革很难迈出实质性步伐，以致经济社会发展不断放缓，最终陷入停滞不前的困境。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以后，也沿袭这种传统思维进行名为“加速战略”的改革，同样收效甚微，于是他便改弦更张，提出所谓改革“新思维”，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科学社会主义，把改革变成了改向，导致了苏联解体，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

　　就在苏联东欧国家改革普遍遭到失败的时候，1978年开始的中国改革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87年党的十三大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规划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发展战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明显改善了人民生活。这使我国经受住了1989—1991年苏东剧变和1989年国内政治风波的考验。不仅如此，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又有了新的重大发展，尤其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把我国的改革开放提高到更高水平。

　　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有以下经验。第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形成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此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真正做到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第二，正确认识本国的基本国情。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共同问题，是对本国的社会发展水平估计过高，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认识不足。这是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脱离实际和长期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很快就觉察到我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于是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其核心要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必须经历一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指出我国当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这为我国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石，使我国的改革开放有了基本依据，从根本上避免了改革脱离实际的风险。第三，进行社会主义再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根本问题，是要通过改革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但是长期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搞清楚，于是在改革传统的苏联模式的时候，就分不清哪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必须坚持和发展完善的，哪些是违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是必须进行革命性改革的。在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通过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改革的最大难题。邓小平首先提出了我们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把它和改革开放一起，作为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强调二者相辅相成、有机统一，不可偏废，强调在改革中既要反对不敢改革开放的僵化保守思想，又要反对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他又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根据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他提出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的这些思想排除了人们在改革开放中对于姓“社”还是姓“资”问题的纠结，从根本上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既通过改革开放更好地坚持了社会主义，又通过改革开放发展和完善了社会主义。第四，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中国的改革成功既得益于把改革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又一次革命，也得益于把实行对外开放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在前期基本上沿袭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世界基本上是封闭的；在后期又完全照搬西方国家的做法，甚至请西方国家的专家为自己设计改革方案。中国则与此不同，从一开始就把改革和开放结合在一起，认为我们不仅要对苏联传统体制进行革命性改革，而且要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经济，利用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坚定不移的和不断扩大的，但又是完全从中国实际出发、把学习借鉴和创新发展相结合的，4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的成效。现在中国的开放程度已经超过了某些西方国家，而我国的社会主义也变得更加强大。第五，大胆而又稳妥的改革方法。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要么思想僵化保守，改革长期迈不开步子，旧体制难以得到根本突破；要么急功近利，企图在短时间内一举取得成功，戈尔巴乔夫刚上台时推行的“加速战略”和后来搞的“休克疗法”，都具有这样的特点。而中国的改革完全是从实际出发的，由于社会主义改革是史无前例的，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只能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探索前进，所以我们采取的是长期的渐进的改革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后来发展到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总的要求是邓小平提出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解放思想，敢想、敢闯、敢试，又要稳步向前推进，不断总结经验和纠正错误，以保证不犯长期性全局性的错误。

　　我国的改革开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就是运用以上方法破解了怎样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这个世界性的难题，成功开创出一条强国之路，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中国的影响下，越南、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革道路，中国的改革开放经验和做法为这些国家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随着我国由大到强的巨大变化，我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世界影响迅速扩大，从而在世界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创造力。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最新理论成果，也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21世纪最耀眼的思想成就。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一系列原创性贡献，例如关于当前的世界形势，习近平提出了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论断；关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习近平创立了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国理政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关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习近平提出了以人民为中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习近平把合乎自然规律地改造和利用自然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之一，并从实际出发构建了系统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关于党的建设，习近平在原来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党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政治建党，而且把它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关于世界治理问题，习近平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和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扩大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世界的影响，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为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新发展作出了新的重大的贡献。

　　第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最大的贸易进出口国，许多工农业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首位，对世界发展的年贡献率超过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总和。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发展成功实现了从数量迅速扩张到提高质量效益的根本转变，取得了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胜利，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国家综合国力显著增强，许多重大科技创新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人民生活跃上了全面小康新台阶，全方位地展开了与各国的交流与合作。通过不断增强国力和不断扩大对外影响，中国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破除了许多人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提高了社会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显著增强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第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还在于中国为解决世界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解决世界问题的一大贡献，是根据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趋势所造成的各国利益高度相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这个倡议一经提出就受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的一大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的另一大贡献是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为世界落后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另一种选择。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现代化奇迹很感兴趣，为了解决本国的发展问题，纷纷研究和借鉴中国经验，与中国展开广泛合作，而中国也欢迎其他国家共享中国的发展成果，主动倡议与各国按照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建设“一带一路”，使之成为我国与世界各国平等合作、共同发展的国际平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世界的贡献，还表现在中国作为世界和地区大国勇敢地担当起了自己的大国责任，在国际事务中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坚持按照合作共赢原则发展各国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积极为推动解决世界的各种现实问题贡献中国力量，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国外交风采，扩大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也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交汇期。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任务是十分伟大的，同时也更为艰巨复杂。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要大力发扬党的百年奋斗的优良传统，认真总结第一个百年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经验，为创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辉煌，为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世界社会主义走向复兴和新的发展，为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