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从落后迈向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的不懈追求。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实现经济繁荣富强和现代化的100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纵览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治理的演变，总结和把握经济治理规律，可以更好地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提供经验启示。

一、百年经济治理演变与成就

　　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可将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治理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经济治理基础、外部环境、目标、理念和步骤，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见表1)。

(一)“夹缝中谋发展”: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初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为基础，大力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在夹缝中谋发展。经济治理基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各种事实证明，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民)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致力于以革命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济治理外部环境方面,“战争经济”是面临的主要环境。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于1918年结束，但全球范围内的局部战争依然存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的主要环境是“战争经济”,即一方面是战争对参战国的经济破坏，另一方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少数国家发迹于“战争经济”。1840年至新中国成立，中国饱受战乱之苦，特别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外临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军阀割据、封建残余势力造成的混乱。经济治理目标方面,“经济服务于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转向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在贫穷落后与经济封锁双重冲击下，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经济治理。对于经济治理和革命战争的关系，当时有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另一种“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毛泽东，1991a)。毛泽东对这两种错误观点进行批驳，提出“经济服务于战争”的目标，即“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毛泽东，1991a)。经济治理理念方面,以土地革命为核心。苏维埃革命形成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积极介入农村(黄道炫，2005),将农业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余伯流，2008),核心是进行土地革命，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关于没收哪些群体的土地，1927年八七会议提出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暂不没收小地主的土地，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确立了农民以革命手段获得的土地使用权利；二是关于土地分配的原则和方法，1929年《土地问题决议案》规定按人口平均分配，1930年毛泽东提出“抽肥补瘦”的思路，在《苏维埃土地法》中得到了落实(刘祥，2019),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不论身份如何，均按人口平均分配；三是关于土地所有权，土地国有是总体思路，虽然允许有条件地流转，但土地国有的性质始终不变。经济治理步骤方面,没有设置明确的步骤。由于经济建设为革命战争服务，当时战局不稳，因而经济治理尚未设置明确的步骤，而是顺应当时需要，制定适合的经济政策。

(二)“改造后的尝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摸索

　　新中国成立之初，首要大事是恢复经济。为适应社会主义性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于1956年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此后，以《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为起点，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济治理的摸索。经济治理基础方面,党的八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新中国成立之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战前，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不足当时整个亚洲人均国民收入的2/3(邱霞，2013),人民需求得不到满足，体现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济治理基础。经济治理外部环境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封锁成为常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实施一系列封锁、禁运措施，甚至专门在巴黎成立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展开“反封锁、反禁运”斗争，短期内抢运物资、增加外汇收入、快速调整贸易方式，长期内加强外贸制度建设，在被封锁的外部环境中谋求对外合作(周红，2015)。经济治理目标方面,“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经济，实现“四个现代化”。由于多年受困于物质匮乏、贫穷落后，新中国成立之初恢复和发展经济十分紧迫，党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毛泽东，1991b),甚至提出在工业化上“赶英超美”,力求数量上“多”、速度上“快”、效益上“好”、投入上“省”地发展国民经济。同时，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1的目标。经济治理理念方面,要求“在综合平衡中前进”。尽管发展经济的紧迫性强烈，但考虑到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以及寻求独立发展的道路(王志林、郭广迪，2013),党的八大仍提出“要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在综合平衡中前进”。因为“经济建设也是科学”,“搞社会主义建设，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综合平衡”(毛泽东，1999)。不过，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在综合平衡中前进”的经济治理理念被急于求成的思想取代，“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8),经济治理逐步脱离经济规律。经济治理步骤方面,提出“两步走”设想。为实现经济治理目标，毛泽东提出用15年左右时间打下基础，再用50年左右时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虽然“三大改造”过程极为短暂，只用了3年时间便完成，但对实现现代化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中国共产党仍保持清醒认识，1963年提出“两步走”设想，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力争在20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三)“历史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时期的腾飞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济治理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此基础上，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改革开放的大幕，这是一次历史性转折，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奠定了基础。经济治理基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阐述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相一致，说明此前经济治理并未解决基本矛盾，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经济治理外部环境方面,随着中美建交、中苏关系缓解，20世纪80年代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日趋突出，经过长期观察与科学分析，邓小平于1985年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重要论断，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具备良好的外部环境。经济治理目标方面,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实现现代化。1979年邓小平首次提出“小康”概念以及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社会”的构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1993)在继承“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基础上，明确“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邓小平，1994)。说明经济治理的目标是要全面实现现代化，并且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经济治理理念方面,“发展才是硬道理”(邓小平，1993)。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体现在生产力的发展上，“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邓小平，1993),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具体来说，要实现有速度的发展，要实现讲求效益质量和稳步协调发展，要实现“两个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发展，要实现发展成果属于全体人民，还要在对外开放中求发展。经济治理步骤方面,“三步走”战略成为重要安排。从进入社会主义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整个历史阶段，我国要在生产力相对落后、商品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这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建设具体可分为“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0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四)“新时代的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阶段，经过近十年的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任务作出了关键性贡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吹响了新时代党领导全国人民迈向新征程的号角。经济治理基础方面,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目标，社会主要矛盾不再单纯地聚焦于物质文化数量上的需要，而更聚焦于质量上的提升和平衡充分的发展，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治理外部环境方面,新发展阶段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国际层面，尽管我国在当前和今后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济、政治、科技和产业格局深度调整，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等势头不减，“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而深远；国内层面，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基础较好，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国际和国内层面的各类因素叠加，使得经济治理面临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环境。经济治理目标方面,以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实现腾飞，年均实际增长9.5%,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2。根据经济发展的规律，如果说在物质资料不丰富的情况下，需要追求数量的增长，那么在经济到达一定水平后，就需要追求质量的提升。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基于经济发展规律、各国发展经验和我国发展实际作出的科学研判。新时代的新征程，经济治理的初级目标就是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是“十四五”时期甚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主线；经济治理的高级目标，同时也是一代代共产党人的目标，便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治理理念方面,新发展理念指明了发展方向。发展理念决定着发展的成效甚至成败，关于用什么样的理念指引发展，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答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创新突出了全局核心地位下的科技自立自强和增强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能力，协调突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绿色突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转型，开放突出了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和更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共享突出了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本质下的人民生活更加美好和人的全面发展(张占斌，2021),这是对中国社会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奋斗目标、历史任务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发生新变化的回应，代表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最新成果(张占斌，2019)。经济治理步骤方面,作出了“两个阶段”战略安排。基于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党的十九大提出现代化建设的“两个阶段”战略安排，即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是对“两步走”设想、“三步走”战略的继承与发展。

(五)百年经济治理成就

　　1840年之前，中国经济在全球范围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创造的GDP约占世界GDP的1/3,中国人均GDP长期高于世界人均GDP。但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饱受战争侵害，经济治理形同虚设，经济地位一落千丈。到1952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中国GDP占世界GDP比重仅有5.2%,中国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比值仅有23.8%。

　　中国共产党不断尝试、摸索、试验、改革，冲破外部经济封锁，解决内部基本矛盾，经济治理卓有成效。到2020年，中国GDP占世界GDP比重达到17.4%,较1952年增加12.2个百分点，从2011年开始便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比值，从1952年开始有所下滑，最低只有7.3%(1987年),但伴随改革开放带来的重要契机，中国人均GDP快速上升，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与世界人均GDP比值达到95.2%,基本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这一成就对全球人口第一的国家来说实属不易(见图1)。特别是，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当然，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治理的成就不仅如此，还体现在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宏观经济相对稳定、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健康医疗不断提升、民生保障不断完善等方方面面。

二、百年经济治理规律

　　马克思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步骤有过设想，即从“过渡时期”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再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苏联进行过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立足中国国情，不断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人类创造的优秀制度文明成果，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探索，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纵览历史，可以总结出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治理的规律。

(一)始终坚持党对现代化的领导

　　中外历史实践表明，推进国家现代化，离不开有判断力的决策者和有执行力的行动者。中国共产党通过实际行动和效果，证明了其完全具备领导实现国家现代化的能力。从马克思政党领导思想看,全面领导是核心要义。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无产阶级政党致力于实现人的全面解放和全面发展，也需要实行全面领导。政治领导是根本，通过制定政治纲领，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地位得到明确，“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马克思、恩格斯，1963)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经济治理过程中，制定过诸多决议、法案，连续制定“五年发展规划(计划)”,不断确立经济领域的政治领导地位。思想领导是关键，无产阶级政党十分重视理论武装对党的领导的关键作用，特别加强思想领导，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诞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些思想或理论在不同阶段都对经济治理起着引领作用。组织领导是保障，在革命年代，无产阶级需要通过组织领导与资产阶级相斗争；在建设年代，同样需要组织领导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中国共产党根据经济治理需要，不断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保障。从列宁执政党建设思想看,坚持党的领导是一条不可动摇的原则(杨煌，2019)。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的领导者，列宁提出了执政党的阶级性、革命性、先进性，构建了全面系统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思想，为坚持党的领导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夹缝中初探，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尝试摸索，抑或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时期的转折腾飞，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征程，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原则始终不可动摇。从中国实践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从革命战争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成功，核心要素便是坚持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地位的两个全新论断，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有机统一的必然结论(丁俊萍，2017;韩冰，2018;吴家庆、瞿红，2019)。

(二)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中不断创新

　　在百年经济治理中，中国共产党不断践行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优秀理论成果，指引中国经济治理方向。用理论指引指导实践，从实践中总结归纳理论，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治理的宝贵经验。毛泽东思想为经济治理奠定良好基础。基于国内外形势的判断，以及吸收苏联的“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思想，新中国成立之后选择计划经济体制，虽然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陈甬军，2004)。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确立高投资率是迅速增长的必要条件思路，依靠工人和群众的主人翁意识和主观能动性，实施了人口政策、经济增长政策、农村机构政策和国际经济政策等(翰·伊特韦尔等，1996)。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得新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迅速得以恢复并走上正轨，用不到30年时间就基本建成了一个独立、门类比较齐全和完整的社会主义现代工业体系(杨琰，2019),为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时期的经济腾飞，以及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邓小平理论为改革开放后经济治理确立基调。邓小平理论中关于经济治理内容的方方面面，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述。传统的观念认为，市场经济带有资本主义属性，计划经济则带有社会主义属性，邓小平认识到市场经济完全可以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3此后，他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就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邓小平，1993)在这些观点的影响和启发下，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是改革开放后经济治理的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经济治理迈向更高阶段。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位，要素投入效率下降和环境约束成为经济增长的痛点。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等战略性方向，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高质量发展等策略性方针，指引经济治理迈向更高阶段。

(三)紧紧围绕和积极破解社会主要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决定社会的基本属性，属于社会基本矛盾。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不同发展阶段，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态存在差异，由此形成社会主要矛盾。社会主要矛盾是一个政党开辟道路、形成战略、制定路线的基本依据(颜晓峰，2019)。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因而实施服务于战争的经济治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经济建设开始提上日程；改革开放以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亟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迈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相应的政策都要基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而制定。当然，党的八大后一段时间，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出现了一定偏差，认为“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占据主流，导致当时的经济治理陷入停滞甚至倒退。从正反两方面的实例可以看出，正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有利于经济治理，错误认识社会主要矛盾将造成巨大损失。即使有过短暂的错误认识，中国共产党也能够很快调整，始终以社会主要矛盾为抓手，制定经济治理的战略、规划、方案。特别是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体现着从总量向结构的转变，在横向维度方面，将物质文化生活，扩展至民主、公平、正义、安全等；在纵向维度方面，将数量的增加，扩展至质量的提升(高培勇等，2019)。

(四)始终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总的看法和系统化观点，反映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导向。中国共产党学习吸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关于发展的实质,发展是新事物不断产生和旧事物不断灭亡的过程。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在不断发展，其间伴随着新旧事物的螺旋交替，这在百年经济治理中多有体现。以经济治理基础的变化为例，“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三座大山”的旧矛盾基本灭亡，但产生经济文化或物质文化的需要和社会生产的新矛盾，伴随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时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经济文化或物质文化的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变成了旧矛盾，又产生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新矛盾。再以经济治理外部环境为例，从战争和封锁，到和平与发展，再到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体现出交替出现的新旧矛盾。从社会主义本质看，发展的实质也蕴藏着新旧事物交替。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本质中的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产生新事物，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是为了消灭旧事物。关于发展的动力,发展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决定。外部对事物发展固然存在一定的影响，但事物的发展取决于内部的矛盾性。经济治理百年，国际环境风云变幻，但内部才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动力。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中国要发展，最终靠自己，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当然，中国共产党并不排斥外部，相反会充分利用好外部，从争取国际支持到实行改革开放，再到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及构建新发展格局，都是用好外部来发展内部的最好例证。关于发展的主体,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提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第一次彻底解决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的问题。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紧紧依靠人民，许多改革都来自基层群众的自发推动，属于自下而上形成的改革。

(五)始终坚持目标导向与动态调整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将国家现代化作为追求的理想和目标，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治理演变，也是对国家现代化追求的具体实践。不论是“经济服务于战争”,还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国民经济，以及建设小康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等，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的目标导向。从经济发展水平看，部分西方国家通过多次工业革命，较早地实现了诸多领域的现代化目标，但是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并非唯一。中国对现代化经历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反复过程，也经历过正确与错误、成功与失败、顺利与曲折交错的过程(胡鞍钢，2015),但中国的确走了一条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现代化发展经验(马敏，2016)。并且，中国共产党具有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在百年经济治理中能够动态调整。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写道：“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2009)。这说明马克思主义并非教条指南，而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以经济治理理念为例，不同阶段社会主要矛盾不同，经济治理理念也会作出调整。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工人、农民等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当时土地问题是经济治理的根本性问题，因而需要以土地革命为核心；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年代，需要快速恢复和发展经济，但又不能超越经济规律，因而确立了“在综合平衡中前进”的理念；改革开放之初，物质资料仍不丰富，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只有通过发展，才可能解决社会主要矛盾和推进现代化进程，因而将综合平衡的理念转变为“发展才是硬道理”;党的十八大后，中国经济跃上新台阶，数量问题依然重要，但质量问题更为突出，所以确立了新发展理念。再以经济治理步骤为例，革命战争年代的经济治理不存在明确的步骤，经济完全为战争服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提出力争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节点是20世纪末，但在改革开放后确立的“三步骤”战略认为，到20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党的十八大后，基于我国发展实际和国际国内环境变化的综合研判，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提前了15年，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而到2050年要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治理方面既能坚持目标导向，又能根据发展变化动态调整发展思路和目标。

三、百年经济治理对未来发展的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展望未来，中国共产党将把握百年经济治理规律，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而继续努力奋斗。

(一)立足新发展阶段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这是我国的新发展阶段。与过去的发展阶段相比，新发展阶段主要“新”在五个方面。一是“新”发展基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新发展阶段的主要基础。同时，我国GDP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拥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已经完成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任务，劳动年龄人口约9亿，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8年，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源；我国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拥有完善的产业体系。这些都是新发展阶段的重要基础。二是“新”发展环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层面主要表现为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国内层面主要表现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三是“新”发展目标。高质量发展成为主题，供给有质量，需求有品质，投入有效率、产出有效益、流通有循环、分配有保障，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追求。四是“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体现着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验，反映着深化认识发展规律，为“十四五”时期甚至未来更长时间发展思路和着力点指明方向。五是“新”发展步骤。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后，到2035年，综合实力大幅提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2050年，综合实力全面提升，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二)贯彻新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成为“十四五”时期和未来很长一段时期需要贯彻的新发展理念。其一，坚持创新发展。近代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创新这一核心关键要素，当今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更是依赖各领域创新。要抓住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动力的“牛鼻子”,通过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等改革措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其二，坚持协调发展。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整个世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协调既是发展的手段又是发展目标，还是发展的评价标准和尺度。要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实施区域重大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城乡协调发展战略，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实现城乡区域均衡充分发展。其三，坚持绿色发展。人类发展活动要以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为前提，这是必须遵守的规律。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继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四，坚持开放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的时代潮流，通过对外开放，可以充分吸收借鉴先进发展经验、学习运用先进科学技术成果。要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继续推进对外开放，以“一带一路”为抓手，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实现合作共赢。其五，坚持共享发展。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以共享理念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努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完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健康、社会保障和社会治理机制，改善人民生活品质。

(三)构建新发展格局

　　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体现在规模庞大的青壮年人口数量、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超大规模的科技创新和技术产业化应用场景、体系多元的金融市场和超大纵深的区域优势等方方面面。一是畅通国内大循环。要“破堵点”,目前我国还存在一些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这是阻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要着力打破不合理的垄断，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要“改痛点”,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因素依然存在，要继续用足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统筹跨周期、跨区域、跨行业的顶层设计；要“连循环点”,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四个环节作为循环的节点，尚有不畅通之处，要建设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不断提高流通效率。二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在立足国内大循环的同时，还需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要建设国内国际统一的制度，促进内外经济的法律法规、监管体制、标准认证等衔接统一；要吸引全球优质资源要素，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三是全面促进消费和拓展投资空间。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推动传统消费转型升级，推进新型消费创新发展，融合线上线下消费；保持投资合理增长，优化投资结构，将投资向基础设施、农业农村、生态环保等短板领域倾斜，将投资向重大战略项目倾斜，发挥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双重牵引作用。

　　（作者：张占斌，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学凯（通讯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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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