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全方位冲击了世界历史协同推进的整体进程，深刻影响了不同文明形态下人类社会交往的方式与样态，充分彰显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实践中价值共识的重要性。“如果说全球化是全球治理的动力，那‘全球共同价值观’就是全球治理的基石和理论基础。如果没有公认的共同价值观作为标准和约束，就很难建立有效的全球治理方式。”面对日益凸显的全球治理难题，超越“中心—边缘”旧世界格局体系背后的价值对立逻辑，开展不同文明间开放平等包容的交流互鉴，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凝聚人类共同价值观，才能引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实践稳步推进和有效展开。

一、当今全球治理难题凸显价值共识凝聚的重要性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在这样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各个国家都面临着国内发展与国际交往相互协调的难题，大国关系正在进行彻底重组，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实践进入了“危”“机”并存的复杂状态之中。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凝聚全球价值共识，塑造共同生存愿景，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有效应对重大挑战以真正化“危”为“机”，才能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才符合世界人民共同的美好生活追求。

　　旧世界格局体系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对立价值逻辑建立起来的，其背后隐含着“西方化”以替代“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中心—边缘”治理演进思路。这种世界格局体系在遭遇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国际力量崛起时必然会表现出强烈的对抗性，和平崛起的中国道路表现出的对比优势正在深刻改变旧世界格局蕴含的霸权征服理念，正在塑造和生成着一种开放平等包容的全球发展新格局。“我们可以预见人类正迈入一个‘后霸权主义’世界秩序，其社会结构与实践旨在促进最广大集体的利益。尽管仍有零星的对抗主义表现无法彻底根除，但是对抗主义将不再成为公共领域的规范性思想。”在这种新旧世界格局交替变更的变局中，囿于对立性思维和价值分歧的束缚，人类社会未来的前途和命运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国际秩序和全球制度处于深度转型的关键路口，旧世界格局下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难以适应风云变幻的世界发展新形势，这在诸多领域的全球治理难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当今全球治理难题突出表现为：在全球普遍交往和世界相互依存趋势增强的情况下，人类有效应对共同挑战与难题的协同整合能力却在下降。简言之，全球化发展的世界所需要的全球治理存在“缺口”，现有的世界格局、国际秩序、全球性机构无法提供有效而充足的协同性公共行动，导致全球治理赤字问题。全球治理赤字现象在经济发展、政治安全、文化治理、安全问题等方面均有所表现。首先，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加深了全球协同治理的难度。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贸易保护主义甚嚣尘上，中美之间的“封锁”与“反封锁”贸易博弈战时有发生。英国脱欧、美国“退群”等诸多“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频发，国际多边体系进入瓦解与重构的阶段。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军事、经济实力干涉他国内政，压迫、侵略弱国、穷国，并企图通过操纵国际事务达到称霸并主宰世界的问题依然存在。其次，“逆全球化”等现象导致全世界各个国家收益不均衡，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迫成为全球市场经济的被剥夺者，一些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面临固化的风险，发展失衡、治理赤字问题更加突出。再次，世界面临多重全球性安全因素的影响，除了海上安全、恐怖主义等传统安全问题之外，技术变革发展带来的虚拟经济、网络安全问题也愈发凸显。另外，极端主义思潮也在不断扩展，种族主义、霸凌主义、民粹主义、虚无主义、反智主义等等依然活跃，以对立对抗为基调的冷战思维和霸权逻辑还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仍在侵蚀着各国之间政治互信的基础。当诸如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治理难题出现时，单纯靠西方价值理念支撑的旧世界格局体系和全球治理模式已经显得捉襟见肘、难以应对。“问题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采取正确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走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老路，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加剧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历史已经证明，只有坚持开放合作才能获得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自我封闭只会失去世界，最终也会失去自己。”当今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开放、包容、有效、有序、有力的全球治理体系，来应对日益分散化、碎片化、低效化的“全球治理之殇”。

　　必须要看到，在这样一个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全球化时代，维护多边主义才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和趋势。“我们要坚持多边主义，不搞单边主义；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扔掉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旧思维。”21世纪中国的和平崛起和民族复兴正在改变“中心—边缘”的旧世界格局，全球治理的主导力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全球治理话语权正在向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扩散。当前，世界各国对推进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呼声日益高涨，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成为各国共识。“只有放开眼界看世界，认清人类文明的大走势，更自觉地培育利他意识，更坚定地认同人类共同体的理念，才可能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和谐全球治理。这的确是理想，但并非虚幻和高不可攀。这是全球化时代基于全球性对人类的要求和期盼，它呼唤一场价值革命，理念革命。”全球治理体系必须在一种新的价值共识引领下及时调整、创新、优化、完善，真正形成休戚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自觉，才能积极应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挑战以适应大变局下新全球化发展的需要。

二、全球治理难题发生的价值观根源

　　以历史终结论而著称的西方“普世价值”观代表性人物弗朗西斯·福山曾骄傲地宣称：“现代自由主义的目标企图把人类社会的根基从精神转移到欲望这块更牢固的土地上，而自由民主国家通过限制和升华优越意识来解决优越意识问题，所使用的手段是一系列复杂的制度，如人民主权原则、设立权力、制定法律、三权分立，等等。自由主义还通过把欲望从占有财富的一切压抑中释放出来，与以现代自然科学为形式的理性相结合，创造出现代经济世界，一个崭新的、充满活力并且无限富有的奋斗场所突然展现在人的眼前。”福山对之高度乐观和无比自信的西方“普世价值”观并没有带来西方国家霸权逻辑的胜利和全球治理的高效有序，相反却使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当今时代全球治理难题的凸显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利益之争和力量博弈所造成的协同治理乏力，更有其背后深层次的价值观念冲突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西方“普世价值”观以抽象空洞虚假的“自由、民主、人权”为口号，左右和支配着一种“中心—边缘”的旧世界格局体系，任何与西方主导价值逻辑不同的国家制度、社会生活、行为方式都被视为反动消极的存在物，现代化叙事的书写和演绎被西方发达国家所垄断，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被西方国家所主导。随着全球新兴力量的崛起，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世界格局和治理模式及其背后的霸权价值逻辑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西方“普世价值”理念不仅难以支撑和引领全球治理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相反却引发甚至造成了更多难以掌控和破解的问题。因此，需要在对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深层次批判中回应和面对当前复杂多样的全球治理难题，澄清西方“普世价值”理念存在的盲区和误区，从价值观念差异与冲突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全球治理难题的发生。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论层面来看，无视具体历史境遇和遮蔽现实社会维度的“抽象的人性论”是西方“普世价值”自诩“普世”的根本依托，由这种“机械思维”和“个体主义”衍生出来的“普世价值”体系必然带有“非历史性、非实践性、非普适性”的特征。受抽象的西方“普世价值”观主导的全球治理缺少开放平等包容的胸怀和气质，自然难以应对共同发生在不同国家制度、社会语境、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的全球治理难题，更遑论成为引领人类开启全球治理新局面的积极力量了。就其实质而言，西方“普世价值”观反映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西方的标准统摄世界的价值诉求，是西方发达国家为实现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基于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全球治理是以“治理之名”行“统治之实”。

　　从深层次来看，作为全球治理主体的“人”是活生生的、处于具体社会关系和文化语境中的马克思意义上的“现实的个人”，而非西方“普世价值”观基于“抽象人性论”避开社会性和阶级性对人所谓共同本质的虚幻建构和空洞陈述。西方“普世价值”观所依托的“抽象的人性论”将处于复杂现实社会关系中的个人抽取出来，从“单个人所具有的抽象物”中得到全人类的共性，而这种共性是失去现实内容的“概念空壳”，这种“概念空壳”被西方国家幻化为能够体现为永恒真理的全人类“普世价值”，并被鼓吹为能“裁判”各种复杂多样社会现实生活的标准和依据。正如艾森斯塔特所指出的：“生活空间在全球化架构内的充分多元化，赋予它们高度意识形态的绝对化的理念，并且同时将它们带入到核心政治领域。它们所参与的争论也许确实可以用‘文明的’术语来加以描述，不过，这些术语——当被建构在这样一种话语中时，的确只是名副其实的单数‘文明’这一术语意义上的‘文明的’术语。这些争论已经用现代性的新语言得到表达，因为它们利用的是极权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和绝对化的语言。”由此来看，在西方“普世价值”逻辑中，形式上的“多”掩盖拥有话语霸权的“一”，一元主义的中心地位意味着多元价值的缺席与退场。

　　究其实质而言，西方“普世价值”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唯心主义的衍生品，在自我编织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理论话语背后掩盖着实施全球殖民的图谋，尽管有时候也能自欺欺人地展示其所谓人道主义的面相。西方“普世价值”观认为自身穷尽了对世界真理性的认知，它将“自由”“民主”“人权”等作为纯粹的价值概念并确立为全球治理的引领性价值标杆，把建立在本国制度上的治理规则和经验当成指导一切的“万能钥匙”推及全世界，最终妄图构建出符合它自己意图并听从它指挥的“完美”世界。西方“普世价值”观站在人类道德的制高点上，将简单化、抽象化的自我理解作为“绝对主体”建构的出发点，在默认和设定自身价值话语先天优势的同时，将自己的“狂妄自大”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人并改造他人原有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知。“那些位于全球化进程中心的国家作为领导力量，通常把自己的民族身份塑造为中心的、占支配地位的、肩负着使命、能够把所有其他文化列为边缘和次等的。同样，边缘国家被认为在文化上处于从属地位，依附于中心国家。”在这样一种“非对话式的价值独断论”中，“他者”被置于消极、沉默甚至失语的境遇之中，真正的价值共识难以形成，人类面临的全球治理困境难以在“抽象的”“虚伪的”西方“普世价值”观指导下得到缓解。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如果追求世界和平的诚挚努力只是建立在一个关于人类世界的完全虚幻的认知之上，那么它必将产生事与愿违的后果。”

　　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的价值理念时明确指出：“现实的个人利益往往被说成是普遍的利益”，所以，这“也就愈发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的虚伪”。西方发达国家将自身价值倾向隐藏在一系列具有“虚幻性”“迷惑性”的话语陷阱之中，以便制造思想上的“迷魂阵”，将脱离特定时代、特定阶级的抽象“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当作永恒的、普遍适用的真理，以形式上的简单、抽象遮蔽资产阶级的霸权本质，并以此构建以西方文化为主宰的全球价值体系，使其日益成为一种凌驾于人类共同利益之上的具有模糊主体的价值，表现出强烈的历史唯心主义色彩。基于抽象虚幻的价值话语构建的“普世价值”体系，在表面上看似实现了人类价值的共同性，实则是在世界范围内垄断话语权，并借此构建西方价值一统天下的价值体系，实现价值观上的“偷梁换柱”，不断为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提供“合理解释”，借以蒙蔽和欺骗世界人民，建立一种受其主导的“中心—边缘”化的国际秩序和体系。可见，西方“普世价值”观是西方发达国家为实现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意识形态工具。

　　西方“普世价值”观试图打破所有民族、阶级和国家的界限，为西方国家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打上了“普适性”“必然性”的标签，把西方国家的价值标准幻化为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其背后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逻辑：“通过典型的渗透和扩张，现阶段西方文化能够向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传播其价值观，从而占领意识形态的制高点，达到控制和支配其他国家的目的。显然，这种文化霸权就是一种新的文化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文化的殖民化反映着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从而毒化国际关系并阻碍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这种“价值霸权”推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服务于资本逻辑的现实需要，难以肩负起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重任；这种“赢者通吃”思维主导下的“排他性”全球治理方式缺乏针对性的、科学的指导，违背了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真正的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原则，无法成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引领全球治理的积极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适用一切国家地区和所有人的普世价值并不存在，“虚伪性”“排他性”的西方“普世价值”观终将被历史所抛弃，“单打独斗”“以邻为壑”的做法终将归于失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基于人类普遍交往和共同在场的全球治理势必要超越“中心—边缘”的旧世界格局，势必要突破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历史局限，势必要改变西方发达国家的霸权逻辑。“一个多元主义社会支撑起来的秩序，并不仅仅拥有一种结果论或工具性的价值。对于拥护这种秩序的人而言，它不仅仅拥有以一种克制的方式来调整国际行为的能力，也能创造条件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框架，以便协商实质性的规范；发展出一套共同的语言，对于一项主张从正反两方面展开论述和辩论，且在一定程度上通俗易懂，具有权威性；嵌入一整套正式规则，这些规则至少体现了各种平等因素并对强国的实力和野心进行某种限制，从而让一个更为正当和道义上更有抱负的政治共同体出现。”国际秩序要体现各国共同意愿，国际制度应该由各国共同制定，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国际争端应该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面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困局，形成普遍追求和普遍认同的思想共识和价值追求成为当下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和紧迫性的重大时代课题。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的西方价值对立思维，尊重和接纳非西方文化场域的价值理念，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凝聚人类价值共识，才能真正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形成。

三、文明交流互鉴凝聚人类价值共识

　　为了应对全球治理的风险和挑战、开启全球治理发展的新局面，我们需要不断凝聚全人类共同价值观以引领更加理性、自觉的全球协同治理实践。习近平指出：“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在人类普遍交往的大背景下，提倡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不断推动人类文明的交融与进步，开辟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路径，增进并凝聚全球治理体系中各个参与主体利益的价值共识，积极塑造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形成提供价值引领。

　　习近平指出：“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由此可见，文明交流互鉴是指不同文明主体在彼此承认、相互理解的基础上，通过合理沟通和平等对话，携手参与全球事务，实现主体间的相互理解进而达成一种共识的方式。文明交流互鉴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和文明交往理论的现代创造，它传承和阐发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和合”共生的处世智慧，摒弃了狭隘的“民族主义”至上的思潮和“弱肉强食、零和博弈”的丛林法则，积极主张以“合作取代分裂”“对话取代对抗”的交流互鉴模式，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多元协同、利益协调使各个国家的文明和谐共生、相得益彰，从而不断凝聚和发展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它打破时空壁垒，消除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注入动力，是不同文明凝聚全球价值共识的路径选择。文明交流互鉴理论以文明的视野超越文明的冲突，是对“文明冲突论”的有力回击，它重塑了以对话解决分歧的国际关系模式，是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纽带。

　　文明多样性是世界的基本特征，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创造出能够代表人类一切文化价值的“唯一标准”，不同社会生活共同体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有着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发展逻辑。习近平强调：“文明交流互鉴不应该以独尊某一种文明或者贬损某一种文明为前提。”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只有“地域之别”。文化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文化自我的傲慢态度及对文化他者的偏见和仇视，在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指引下，西方发达国家曾一度把与资本主义利益相异的他者视为对立力量，设计“文明冲突”的陷阱，不断搞“封闭排他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结果造成了全球“文化同质化”倾向，使得各利益主体很难达成理论上的价值共识。因此，理解文明交流互鉴，需要彻底超越主体性霸权而真正实现一种平等承认的主体间性：“当人类主体性成为所诉诸的最终标准时，人除了更为全面地控制他的世界的‘客体’之外，别无选择”。在这种主体间性中，工具理性和对立思维将被价值理性和关系思维所取代，人类将在一种真正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上来看待自我与他者之间应该有的平等主体地位。

　　可以说，真正的主体间性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基于此，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相互包容，不同的价值文化也可以相互交流。这样，文明交流互鉴，意味着积极主动地摒弃文化自我与文化他者之间的对立征服逻辑，意味着尊重特定生活共同体的历史延续和文明传承，意味着在价值认异的基础上通过深度宽容来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彼此认同”与“和谐共在”。“承认并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承认并尊重文化和价值取向的多样性，在此基础上，平等对话，相互协商，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才能实现‘和而不同’的和谐世界。”从存在论意义上的哲学解释学来看，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就是一种视域融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社会生活共同体所孕育生成的文明样态相互敞开了自身，其中蕴含的生活意义、价值信条、思维方式、认知视角都毫无遮蔽地彰显出来，不同生活世界及其生存际遇进入了一种“理解之同情”的意义体验和相互证成之中，这是一种关联对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期望的现实关系语境。在这样一种语境中，客观化的工具性把握、非此即彼的价值对立逻辑才能得到彻底抛弃，感同身受、休戚与共的价值共识才能得到切身体验。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人是文明交流互鉴最好的载体。深化人文交流互鉴是消除隔阂和误解、促进民心相知相通的重要途径。”

　　就实践层面来看，要积极推进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以“一带一路”为实践范本的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才能不断凝聚人类价值共识以推动全球治理深化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核心思想指引，它将全人类视为一个整体，从全人类的利益出发推动不同层次命运共同体的交流互鉴，积极构建多边国际制度秩序以消除人类交往的精神隔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文明交流互鉴思想的深刻体现，依托于各文明之间平等包容的交流并努力寻找认识的交汇点和情感共鸣之处，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中寻求不同文明间价值的最大公约数，为实现有效的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一带一路”建设是重塑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为应对全球治理难题提供了现实路径。习近平强调：“‘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因此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交流互鉴方式倡导周边国家不断开展交流合作，着眼于改善全球治理失衡的现状，为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推动全球治理发展提供了价值实现方式，是全人类共同价值观创造生成的重要实践途经。正如马丁?阿尔布劳所指出的：“‘一带一路’将是一项大型操演，让相关国家发现共同价值观、创造共同价值观。它植根于实际需要，可以引起对技术和财富创造的共同回应。它的项目与许多国家的不同价值表述结合起来，将会引起辩论，创造发现共同价值观的场所。它将增强对如下观点的认识：价值观不是存在于永恒完美之中的静态因素，而是在持久发展过程中的实用成就。”

　　现如今，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谋求全人类的价值共识，仍然是一个长期、复杂且艰巨的任务。但是，“共同挑战要求集体合作。减少碳排放、终结贩卖人口、形成通讯安全、管理空间探索、应对非国家暴力和跨境犯罪，这些问题催生在我们这个数字化时代实施全球治理的需求。就此而言，世界需要的不是少数统治多数的力量，而是将人民团结起来实现共同事业的能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开启了中国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审视世界未来发展方向的新篇章，它以巨大的思想张力为不同文明凝结成全球共识提供了可能，为全球治理发展提供了明确的价值指引。我国应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紧抓全球治理的历史机遇，积极通过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凝聚价值共识以引领全球治理的未来走向，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力量。

四、人类共同价值观引领全球治理实践发展

　　与西方“普世价值”观相比，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理念的人类共同价值观以马克思意义上的“现实的个人”的真实社会实践活动为依托，是在差异化的价值诉求中对全球化背景下人类关于共同生存之“重叠共识”的充分彰显，是处于不断历史生成和实践发展中的价值原则。“它避开了进步理念与西方优越性之间的密切关系，避开了西方叙事所导致的帝国主义扩张，避开了强加于人的做法。”人类共同价值观实现了对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全面性超越和根本性变革，为全球治理实践提供了重要的价值支撑，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指引和致思理路。

　　人类社会不可能存在一种可以为所有人接受并贯穿一切时代的“普世价值”，因而不能以一种抽象的方式去理解与诠释共同价值，应该赋予其一种历史性的阐释。与西方“普世价值”试图以亘古不变的抽象文明框定人类实际生活不同，基于现实生活实践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形成于具体的历史和时代之中，它深深地根植于世界历史的深厚土壤，是处于不断生成和发展中的价值原则，有助于人们在全球交往实践中共同塑造人类文明新型态，帮助人们在具体历史发展脉络中应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挑战。人类共同价值观坚持将“实践性”“具体性”“历史性”贯穿其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社会交往观和世界历史观。人类共同价值观根植于人类普遍的交往实践之中，是全球化时代人类在共同的社会实践中通过平等话语交流而达成的价值共识。作为一种观念存在的价值和思想意识形态，人类共同价值观以人的社会实践为根据，回归到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关切和回答之中，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体现。

　　人类共同价值观超越了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的霸权逻辑，实现了对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全面超越和根本性变革，以富有张力的和谐互动关系为开创全球多元共生、和谐统一的历史格局提供了理论支撑，契合了世界历史不断融合发展的趋势，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体系奠定了明确的价值基础，为全球治理实践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合理的价值依据。人类共同价值观确立了全球治理的核心目标，那就是全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追求。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发表了《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讲话，深入阐述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美好世界”和“怎么建设美好世界”的关乎全世界人民美好生活的重大问题，充分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所蕴含的丰富的共同价值取向。习近平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人类共同价值聚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旨向一个全世界人民都希望和期待的普遍安全、丰裕富足、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而这也正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全球治理所要达成的核心目标。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全球治理才能自觉站在“类”高度上来整体考量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才能目标明确地积极应对当前人类共同遭遇的生存和发展难题，才能突破狭隘封闭的原子化自我意识，真正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纳入具体的议题确立、制度设计、规则制定、问题解决的实践行动之中。

　　人类共同价值观明确了全球治理的基本载体，那就是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已经有理由成为全球治理的最高层次的总体性概念。在变幻莫测的时代，世界需要更多有用的概念。与过去一样，国家的文化自主性将会得到严密保护。不可能存在限制任何国家表明各自价值观，并且将其推荐给世界所有人的权力。然而，在命运共同体中，它们将为自身找到安全，并且得到其他文化的尊重；那时，它们将会找到成功合作的共同基础，践行否认教条主义、通过经验和辩论可以纠正的实用的普遍主义。”人类共同价值观定位于全球化背景下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来确定真实而明确的价值关系，从全人类最高主体的视角——人类的共同命运立场出发摒弃了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强调不同价值诉求的“兼容共生”和不同共同体之间的交流融合，是人类实践活动深度融合的价值反映。人类共同价值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场域中审视世界历史进程和社会发展实践，充分展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价值共性，体现了全人类的核心利益关切，反映了全人类普遍意义的价值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共同价值观实现的基本载体，高扬全球共生共在共荣理念，从全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出发，努力寻求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深刻洞悉了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的核心命题和基本趋势，围绕全球治理发展设计了一系列能够引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共同发展的规则和组织机构，规划了全球治理的未来走向，擘画了全球治理的理想图景。

　　人类共同价值观指明了全球治理的实践路径，那就是最普遍意义上的平等对话协商。习近平指出：“随着时代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蕴涵着世界多极力量崛起后共同参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客观要求。适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全球治理，是一个在开放包容中凝聚价值共识的过程，是一个在平等协商中书写全人类伟大事业的过程，是一个在协同发力中推动世界迈向更高发展阶段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全人类将共同发声，普遍在场，真正融入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之中。因此，全球治理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着眼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发展与繁荣”，在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强调全人类共处于休戚与共的共同命运之中，以国家间的“主权平等”“互不干涉内政”为交往前提，坚持以合作化解危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经济秩序，主张通过交流互鉴、协作共建的方式同舟共济、齐心协力地参与国际事务，共同解决人类面临的生存与发展难题，推动世界不断走向和谐发展和共同繁荣。

结语

　　习近平指出：“随着国际力量对比消长变化和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所趋。”面对世界风云变幻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围绕全球治理建立一系列能够引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走向良性发展的规则和组织机构，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论断，积极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贡献中国方案。我国将共建美好世界作为最大的价值追求，主张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确立全球治理观，将人类共同价值观作为解决全球治理难题的思想指引，积极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推进全球治理变革、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作者：孔艳丽，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韩升，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