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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军、于海青: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理论的六大转换

 

“一部对外党际关系史,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外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探索发展史。”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在历经确立、发展和深化之后,当前进入了升华阶段,其理论内涵更加丰富、实践指导意义更加重大,呈现出鲜明的继承性、时代性和创新性。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准确认识和把握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发展与创新,对今后党的对外工作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 问题的提出

从名词发生学的角度看,党际关系是指政党与政党之间的互动关系,反映了政党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联状态。从是否跨越国别的角度看,党际关系分为一国范围内政党之间的关系(国内党际关系),以及国内政党与国外政党之间的关系(国际党际关系或对外党际关系)。本文中的党际关系概念特指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政党的相互关系,是中共对外党际关系的简称。

理论创新是实践创新的先导。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以党际交往四项原则为核心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推动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交往实现了历史性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它继承、丰富和发展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明确了以构建新型政党关系为核心的党际关系指导思想,推动中国共产党新时代的党际交往向着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新格局方向发展。

“建立新型政党关系”作为马克思主义党际关系理论的最新成果,不仅在实践上开拓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交往新格局,而且得到了国内外思想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具体说,当前国内外关于构建新型政党关系的研究,普遍认为新时代党际关系的指导思想有四个“新”。一是理论基础“新”。新时代党际关系指导思想以新的时代观、全球观、政党观以及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的精准定位为基础和前提。二是政党功能定位“新”。立足于新的理论基础,尤其是新的全球观的基础,新时代党际关系指导思想下的政党功能定位由国内走向世界。三是关注点“新”。新时代党际关系指导思想的重心,着眼于内含“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精神的互学互鉴”。四是价值目标“新”。新时代党际关系指导思想蕴含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新使命”深刻内涵,明确了党的对外工作价值目标。

总之,现有研究从理论基础、政党功能定位、关注点、价值目标等方面,探讨了新时代党际关系指导思想对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认为新时代党际关系指导思想是对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和思路借鉴。当然,目前的研究多是以某个单一的视角为切入点,仅就某个领域或某一范围进行分析和阐述,对于如何从整体上综合考察新时代党际关系指导思想与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延承关系,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鉴于此,笔者试从对外党际交往的战略方针、战略思维、前提和基础、战略重心、交往对象和范围、对外传播等六个方面的维度进行分析与阐释,以期为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理论时代内涵的六大转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基础上,顺应时代要求、勇担时代使命,从全球治理赤字、世界政党格局演变、中国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的现实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处理对外党际关系的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实现了党际关系理论的六大转换。

(一)战略方针:从突出经济发展转向强调政治支持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目标导引着对外党际关系战略方针从突出经济发展转换到强调政治支持。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拨乱反正,对我国国内发展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此后,中国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华民族踏上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新征程。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国内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带动了我国外交工作发生根本性转变。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立足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政局动荡、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加紧实施、西方对华进行制裁等国际情势,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方针,着力为我国经济建设营造和平国际环境。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持续扩大对外交往范围、丰富对外交往内容、创新对外交往形式。如,恢复与一些国家共产党的关系、开展与亚非拉地区民族民主党的交流、启动与社会党及传统中右翼政党的接触、促进与苏联东欧地区新老政党的联系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全面推进,我国的对外党际交往被注入经济因素,逐渐形成“政党搭台、经贸唱戏”的新局面。21世纪以来,国家间的政党高层交往成为促进经贸合作的重要驱动。改革开放以后的党际关系理论与实践,助推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也踏上“强起来”的新征程。“强起来”是中国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强国转变的过程,主要体现为将经济实力转变为国际影响力。以“强起来”为目的导向,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秉持国际道义原则处理对外党际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充满国际道义色彩的党际关系理念。从政党治理赤字的现实出发,习近平提出“探索在新型国际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这一新型政党关系继承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中“相互尊”的思想内核,以互利共赢为核心要义,以正确义利观为价值指南,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导向,诠释着国际道义原则,为不同国家各类政党的对外交往提供了根本遵循。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积极为新理念的传播和践行搭建有效平台。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发表了题为《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的主旨讲话。2021年7月6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习近平发表了题为《加强政党合作,共谋人民幸福》的主旨讲话。依托对话会、高端峰会等平台,中国共产党构建新型政党关系的主张在世界引起共鸣。此外,中联部发起主办的国际交流与对话平台“万寿论坛”等系列平台有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新理念向实践的转换。对此,国际社会普遍认为,通过搭建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国际政党交流平台,中国共产党已然是一面旗帜,是呼吁世界整合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突出经济发展到强调政治支持的转换,是中国共产党从应然和实然视角出发,对动态发展的奋斗目标的精准判研。从应然角度看,伴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是,中国国际影响力相应扩大;从实然角度看,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遏制论”等严重制约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交往战略方针的调整,是中国共产党探寻国家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有效路径的新思路。

(二)战略思维:从融入世界转向塑造世界

党和国家从“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外交战略的调整,牵引着中国共产党发展对外党际关系的思维走向。20世纪80年代末,面对变幻莫测的国际环境,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科学把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提出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21世纪初,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和国际情势的变化,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将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为,“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基于“韬光养晦”的基调,中国外交主要遵循“不扛旗”“不当头”“不树敌”“不对抗”等思维方式。其中,“不对抗”是指中国不与美国等西方大国发生正面冲突,即使发生斗争,也保持斗而不破。在这种战略思维指导下,中国对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采取接受和遵从的立场和态度。循此逻辑,中国共产党秉持“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处理对外党际关系,独立自主地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独立自主地观察世界大事并进行自我决策,科学把握立足国内发展和参与国际事务之间的关系,在与自身直接利益关系并不太大的地方和事态上,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适度超脱。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中国外交进入了奋发有为的大国外交新阶段。2013年1024日,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指出:“做好周边外交工作,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需要,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我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我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所谓“奋发有”,就是中国在处理与世界关系及参与全球治理时,将更加积极主动地进行外交塑造而非被动的外交适应。“韬光养晦”到“奋发有为”的外交战略转变,是中国从外交适应到外交塑造的转变,也是中国融入式外交向引领式外交的战略思维转变。遵循此思维导向,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对外交往中加强对国际社会的方向引领、理念引领、认知引领和责任引领。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俄罗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首次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4年7月4日,习近平在韩国国立首尔大学的演讲中指出:“当前,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快速发展,不同国家和地区结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就决定了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摒弃过时的零和思维,不能只追求你少我多、损人利己,更不能搞你输我赢、一家通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赢。”强调当今国际关系中要践行正确义利观。2017年12月1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世界格局在变,发展格局在变,各个政党都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人民共同期待,把自身发展同国家、民族、人类的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强调构建新型政党关系。2021年7月6日,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政党作为推动人类进步的重要力量,要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担起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历史责任。呼吁各国政党共同承担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在奋发有为的战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为开展方向引领、理念引领、认知引领和责任引领而提出的系列政党外交新理念,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为不同国家政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有效理论参考。

从融入世界到塑造世界的转换,是中国共产党在调适对外交往目标中进行的思维性转变。中国共产党积极推进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持续为全球性问题的解决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增强了中国外交的塑造力。

(三)前提和基础: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转向“新型国际关系”

世界局势的变化推动对外党际关系前提和基础的更新。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打破西方国家的遏制和封锁,营造和平的周边环境,中国提出了与西方国际法原则不同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既是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准则,也是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其他国家政党关系的前提和基础。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确地肯定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对外党际关系中的位置。随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系统总结对外党际关系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党的十二大上正式提出了以“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为基本内涵的党际关系原则。此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将上述原则运用到对外党际交往实践中,推动了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纵向拓展和横向延伸。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其中,相互尊重是首要前提,公平正义是核心要义,合作共赢是基本取向,在“价值、理论、实践和目标四个方面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超越”。基于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习近平结合党情国情世情及时代要求,进一步提出了在新型国际关系基础上建立新型政党关系的主张。新型国际关系是建立新型政党关系的前提和基础,新型政党关系引领、促进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新型政党关系的提出为化解因政党间不信任而导致的“囚徒困境”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推动了不同国家各类政党之间的有效沟通、增信释疑、团结协作,为推进全球善治贡献了政党力量。当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外交工作的基础性原则之一,也是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重要前提条件,仍然对我国政党外交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也就是说,理论前提的转换不是绝对的。

党际关系前提和基础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新型国际关系”的转换,是中国共产党在精准把脉世界局势、主动顺应时代潮流基础上,持续赋予中国对外关系准则新的时代内涵的过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使命型”政党的特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党担当和大党情怀。

(四)战略重心:从“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转向“互学互鉴”

新时代中国“大国外交”从“针对大国”到“我是大国”的内涵调整,推进了对外党际关系重心的转移。随着中国与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的转变,“大国外交”逐渐转变为“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大国外交的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催生对外党际关系重心的逐渐转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外交由半开放半封闭状态向全面开放转变,迈开了全面融入世界的新步伐。在“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指导下,中国外交奉行“不当头、不结盟、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的方针。国的大国外交表现为“针对大国”的外交,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外交,为中国经济发展谋取和平的国际环境。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发展对外党际关系,其中,独立自主是核心,完全平等是基础,互相尊重是关键,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必要保证,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的必然要求和集中体现,没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互相尊重便无从谈起。由此可知,该时期中国共产党处理对外党际关系突出强调“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党的十八大以后,在“奋发有为”等外交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党中央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树立正确义利观等新理念,推进与周边国家之间、与主要大国之间、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关系稳步提升,开启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释放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我是大国”的外交强烈信号。与此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在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基础上提出了“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求同存异是基础,相互尊重是关键,互学互鉴是目的。由此可见,互学互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处理对外党际关系的重心。

“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到“互学互鉴”的转换,是中国共产党对参与国际事务的态度转变。“互学互鉴”强调的是,我们要在推动不同政党之间的交流对话、协同进步中发挥引领作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立场,彰显了中国外交和党际交往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五)对象和范围:由双边转向多边

新时代党际交往从“量的积累”向“质的提升”转变,推进了对外党际交往范围的调整。“文化大革命”严重冲击了党和国家的对外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在此前建立联系的89个共产党中,只有约10个“老党”与中国共产党尚有交往。因此,与断绝联系的政党恢复关系,与未建立联系的政党建立关系便成为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对外工作重中之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探索如何建立新的党际关系。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我们党坚持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党的十三大将党的交往对象扩大到“外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同各国政党建立和发展友好关系”。党的十五大提出,“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新型的党际交流和合作关系”。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将党的交往对象扩大“各国各地区政党和政治组织”,政治组织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经济利益导向原则,在发展对外党际关系中突出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如何扩大交往对象”的问题,助推了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全球治理赤字、政党治理赤字的现实出发,在坚持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以“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为基本内涵的新型政党关系,为通过政党善治推动全球善治提供了中国共产党的方案。求同存异,就是在明了共同是基本、不同是特殊的基础上,找出共同点,保留不同点。这就要求不同国家各类政党在明晰责任、利益、挑战共通的基础上,承认并尊重彼此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发展阶段的差异,共同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体汇聚力量。相互尊重,就是在两相对待中采取平等的态度和言行。这就要求不同国家各类政党不论大小、无论执政与否,都要平等相待,尊重彼此的活动方式、利益关切和道路选择,秉持正确义利观处理彼此间的利益冲突。互学互鉴,就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这就要求不同国家各类政党要承认并尊重政党政治多样性,不利用党际交往干涉他党事务、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念,采取开放的态度学习他党的治党治国经验。由此可见,以“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为内涵的新型政党关系着重解决了“新时代发展什么样的党际交往,怎样发展党际交往”的问题,即解决了“不同国家各类政党如何进行关系维系”的问题。

多边党际关系是指超越了一国政党与他国政党双边范畴的政党关系。这种关系模式从命运与共的视角出发,在思考“本党与他党”关系发展问题的同时,统筹兼顾了“他党与他党”的关系发展问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际交往原则超越了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双边范畴,为所有政党交流与合作提供了“中国共产党方案”和公共产品,实现了适用范畴由“一对多”向“多对多”的转化。

范畴调整从双边到多边的转换,是中国共产党在交往对象形成规模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反映的是对外党际交往从“量的积累”到“质的提升”的转变。在“量的积累”过程中,主要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政党之间的双边交往,“质的提升”则实现了对双边交往的超越,是“立己”与“达人”的同频共振。

(六)对外传播:从“联接中外”转向“融通中外”

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理念的发展推动党际交往原则对外传播形态的转变。对外传播理念作为对外传播实践的理论指导,对对外传播形态有重大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推动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传播理念由“主动发声,让中国共产党的声音走出去”向“联接中外,沟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转变,实现了由“单向传播”向“双向沟通”的转变。邓小平在多个场合提出,“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使“对外说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重要形态。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党高层领导人会面、领导人出访、代表团互访,专题研讨会、经验交流会等方式开展的对外传播工作,在国际社会产生了良好影响,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其他政党的联络和沟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秉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中国更好地了解世界,凭借发言人制度,畅通了中国与世界的沟通。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国家战略层面“加强对外宣传工作”,为联接中外提供了强有力战略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中国外交进入“奋发有为”新阶段,对新时代党的对外传播工作提出了新要求。习近平指出,“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党的对外宣传和传播向“融通中外”转换,形成了多元主体、多样形式的对外传播新局面。一方面,对外传播主体更加多元化。习近平率先垂范,通过出访、会面等形式积极宣传我党党际交往新思想,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等机构成为对外传播党际关系新理念的中坚力量,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协同一致、官方和民间同频共振的传播格局。另一方面,对外传播形式愈发多样化。中国共产党在既有平台的基础上,积极打造线上、线下对外传播新平台。2015年10月,举办了亚洲政党丝绸之路专题会议。依托既有平台,中国共产党向亚洲政党阐明了党的对外交往新主张。2017年12月,举办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通过搭建以中国共产党为一方主体的交流平台,中国共产党利用主场优势,推动了世界各国政党对我们党对外交往理念的认可。2021年7月,以视频连线的方式举办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通过“云交流”的方式宣传和践行了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原则。

党际交往的对外传播从“联接中外”到“融通中外”的转换,是中国共产党在科学审视中国与世界关系基础上进行的传播理念调整。“融通中外”是中国日趋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局势下,中国共产党为缩小“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差距而谋求的“让世界认同”,主要是让世界认同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中国文化,充分彰显了中国的大国自信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党自信。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理论时代内涵转变的驱动力分析

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大变局的演变,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一些国家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盛行,我们必须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习近平的这一重要论述,是对中国发展之“时”和世界发展之“势”的精准研判。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关系的理论创新,正是基于世界百年变局、全球政党格局、中国发展时局的变化,经由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实践,探求人类历史前进方向和政党政治基本规律的结晶。

(一)全球治理赤字呼唤政党外交功能发挥

当今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合作共赢是时代主旋律。然而,伴随着合作共赢主旋律的是,全球性问题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一超多强”的政治格局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西强东弱”“北强南弱”的国际力量格局仍将持续,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等表现出新动向,边界领土争端、民族宗教矛盾等问题此起彼伏。受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动能不足、增长缓慢,呈现出结构性低迷的样态,一些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加大,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现象层出不穷,贸易保护主义趁机大做文章。金融危机、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粮食与能源安全、自然灾害、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涌现。面对上述不一而足的全球性问题,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法则并未给出科学合理的解决之道,反而导致全球性问题的进一步恶化及全球治理秩序的失序和失灵。为了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亟需革新西方国家主导的以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全球治理体系,激发非国家行为体,尤其是作为国家政策源头的政党的作用,这就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理论时代内涵的转换提供了现实基础。

(二)世界政党政治格局的演化催生新型政党关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政党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结构性低迷,全球经济发展动能不足,全球失业率攀升、人民收入持续下降,政治、经济等领域的问题相互交织,影响了世界政党政治的正常运转,推动世界政党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其一,传统大党、老党发展式微。针对不一而足的发展问题,传统大党、老党执着于轮流执政,被选举绑架,只关心执政期间的短期政绩,忽视国家的整体发展和长远利益,民众对传统大党、老党的认同感每况愈下。比如,在2017年的选举中,作为原法国第一大党和执政党的法国社会党却遭受了历史性失败,得票率仅为个位数。纵观当今大党、老党,类似事件不胜枚举。其二,新兴政党,尤其是民粹主义政党加速崛起,重塑了多国政党格局。在近年的西方大选中,“黑天鹅”事件频现,曾经难入政治主流的民粹主义政党却势头强劲。一些欧美国家的民粹主义政党甚至登堂入室,进入国家权力的中心,直接改写了国家的政治版图。比如,在2017年的德国大选中,建党仅4年的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凭借其激进主张成为第三大政党,冲击了社会党、联盟党长期把控的德国政治格局。其三,中国共产党的方向引领作用与日俱增。立足全球治理赤字的客观现实,习近平提出,中国共产党将履行大国大党责任,积极推动完善全球治理,为增进人类福祉做贡献,为人类社会携手应对共同挑战作出新贡献。这一论述为中国共产党方向引领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基本遵循。中国共产党积极引领人类前进方向,与一些国家政党政治的乱象形成鲜明对比。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为人类未来指明了前进方向。与此同时,习近平提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根本途径和基础;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实践平台。中国共产党在回答“世界向何处去,怎么去”的问题中,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作用与担当。主动顺应世界政党政治格局的演变,是各国政党的职责所在,为新时代党际关系的转化提供了客观需要。

(三)中国实力向国际话语权的转化驱动党的党际关系理论时代内涵的发展

国家实力是一种综合力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最具代表性的物质性资源。国际话语权“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新表征,反映了主权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维护其价值观念、利益主张和发展要求的话语影响力,本质上是主权国家影响力的话语表现。但是,一个国家实力的增强并不标定着该国国际话语权的同步提升,国际话语权与国家实力往往存在不匹配的问题。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家在发展自身实力的过程中,出现“硬实力”与“软实力”发展的不协调问题,连带导致本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不完备,从而影响了国家的国际话语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全球问题,积极推进国际话语体系建设。针对世界和平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安全观”;针对全球发展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新发展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逐渐摆脱了“拿来主义”的惯性思维,不再一味依赖西方概念和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实现了中国方案、中国经验与世界问题的有机融合。但是,中国“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还有待提升。因此,提出易于获得国际社会认可的创新理论是提高我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环节。立足当今全球治理现状,结合政党在全球治理中的特殊作用,从党际关系发展视角不断创新中国国际话语体系,推进“中国音量”与“中国体量”的地位对等,为新时代党际关系理论时代内涵的转换提供了内驱动力。

四、未来展望

立足于全球治理之“变”、政党格局之“变”、中国实力之“变”,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党际交往,要在习近平关于党的对外工作重要论述的指导下,持续开拓对外党际交往新局面。

第一,以政党国际合作推动全球治理。习近平指出:“面对共同挑战,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这一条出路。”是以,政党作为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行为体,要“担负起加强合作的责任,携手应对全球性风险和挑战”。以政党国际合作推动全球治理包含两方面问题。一是如何有效推动政党合作开展的问题,即遵循何种原则促成政党合作的问题;二是如何以政党合作推进全球治理的问题,即通过何种方式为全球善治汇聚政党力量的问题。因此,全球事务应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由各国政党商量着办。在政党合作中,一要坚决抵制“一方独霸”或“几方共治”的错误思维和做法,秉持民主、平等原则,为政党合作的达成提供先决条件;二要搭建政党沟通的机制化平台,为不同国家政党协同探寻全球善治的思路和举措提供有效支撑,为政党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塑造依托。

第二,积极推进新型政党关系的建立。政策选择不同、价值取向各异的政党之间的相处问题影响了政党交流与合作。建立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新型政党关系为化解此一问题指明了路径。因此,立足于新的历史方位,开展对外党际交往。一方面,要注重治国理政经验的交流,秉持互学互鉴原则,加强治国理政经验,尤其是党的建设相关经验的交流;另一方面,将落脚点定位于增进政党之间的关系,最终达成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目的。

第三,以党的对外交往主场平台的搭建助推中国实力向国际话语权的转化。党的对外交往作为国家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的重任,推动国家实力向国际影响力的转化则构成了新时代党的对外工作的重要内容。战略能力是制约中国国家实力转化为国际影响力的关键因素,主场外交是提升战略能力的重要途径。搭建以中国共产党为一方主体的对外交往平台则成为提升国家战略能力的应有之义。通过搭建以中国共产党为一方主体的对外交往平台,将党的对外工作的基础作用、战略作用、补充作用、桥梁作用、宣传作用、借鉴作用与主场外交的议程设置的先导性、理念输出的便利性、国际合作的规模性、媒介影响的引导性等优势有机融合。在交往、交流、交心中,积极引导国外政党政要对中国话语的认同、对中国形象的改观等,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促进国家实力向国际话语权的有效转化。(注释略)

 

(作者简介:杨晓军,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于海青,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国际观察》2022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2-05-17 17:5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