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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应帅:中国共产党100年来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原创性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强调:“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四个不是”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前进的100年间,逐步认识到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教条,不能把社会主义建成固定的模式,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的具体国情、革命实际、建设实践,乃至历史文化传统和时代课题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探索新路、认真总结经验、及时理论提升,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扎实地插在中国大地上,把社会主义的蓝图现实地建在中国的版图中。

回应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本土化课题

在革命道路问题上提出从“城市暴动”到“农村包围城市”。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经历了艰难的历程。一开始,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领导革命运动,没有考虑到中国革命的特殊国情。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即提及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道路,认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在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之后,才能“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从而最终消灭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走向共产主义。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在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中也明确:“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这样,党从一开始就遵循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甚至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也是按照1871年法国“巴黎公社”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力图通过在工人阶级力量比较雄厚的城市发动武装暴动的方式,来实现夺取政权的目的。例如,为了配合广州孙中山“反对北方军阀”的北伐进军,中国共产党先后于1926年10月、1927年2月和3月,领导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最终在上海这座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工业中心取得了革命胜利,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

然而,1927年4月,蒋介石悍然背叛革命,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篡夺了工人阶级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革命果实,同时也堵死了党和人民通过“城市暴动”和“和平方式”争得革命胜利的道路。中国共产党被迫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进入井冈山等反动势力相对薄弱的农村和山区继续进行革命斗争。由此成立的“红色根据地和割据政权”,则是利用了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之间的分裂和战争,正“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超越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当以“城市暴动”为主的思想进行本土化的原创性思想。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探索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最终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

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提出从“无产阶级”到“工农联盟”。中国革命的特殊国情逼迫中国共产党转战农村和山区。无产阶级如何与农民阶级形成协作,如何说服和领导农民阶级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就成为中国革命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重要课题。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中,最初认为农民阶级的保守性决定了其革命作用是微弱的,在一定程度上低估了农民阶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农民阶级是“最不能发挥革命首倡精神的阶级”,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然而,在1850年总结巴黎工人起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他们认识到,“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这才逐步发展了“工农联盟”的思想。

在中国共产党内,较早认识到农民问题重要性的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在1925年,当时党内主要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忽视了农民;另一种倾向则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忽视了农民。他们尽管感觉到无产阶级的力量不足,但又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同志就此对当时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当时中国“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约二百万人”,因中国经济落后,“故现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且“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绝大部分半自耕农和贫农是农村中一个数量极大的群众。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他们的问题”。其中的贫农更“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因此,“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革命当局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这样,才于革命前途有所补益。”由此,中国共产党找到了农民这个中国无产阶级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并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保持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工农联盟”的领导权,以及马克思主义在革命队伍中的指导地位。自从有了“工农联盟”,解决了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中国革命就能在农村和山区扎下根来,从而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

在国家政权问题上提出从“无产阶级国家”到“新民主主义国家”。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中,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民族和国家都将会消亡,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建立的“无产阶级国家”,只是为了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为最终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走向共产主义创造条件。相较而言,“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乃因为经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随着其余的阶级都因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资产阶级时代就出现了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样,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所建立的国家,也只需要无产阶级领导即可。

然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阶级状况尚未达到只有两大阶级存在和对立的情况。当时,中国有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有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有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为主的小资产阶级,有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为主的半无产阶级,以及少量的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剥削和压迫,以及他们之间的分裂和斗争,中国阶级结构并无法演化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的简单结构和单纯对立。因此,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目标设定上,中国共产党给出的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方案。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中国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并且,在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领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此之后,才能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可见,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来决定中国革命的步骤和目标的。这种“新民主主义国家”既秉承马克思主义关于建立“无产阶级国家”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原则,又切近各阶级并存的中国现实,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后的一个创新发展。

回应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具体化课题

在国体设计问题上提出从“无产阶级专政”到“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巩固统治、治国理政,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曾主张革命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议行合一”的政权形式。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而实践着“无产阶级专政”的“巴黎公社”采取了两个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并且,“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由于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决定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因此,中国的无产阶级在革命过程中,“不仅存在着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的联盟,而且还存在着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就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建立的国家政权只能是“人民民主专政”,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由于剥削阶级已经被改造或消灭,大规模疾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矛盾中,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主要矛盾,其“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非对抗性质的矛盾。因此,解决这类矛盾,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使矛盾得到解决,从而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加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在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形式上的独创性成果。

在经济基础问题上提出从“消灭私有制”到“社会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只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结合起来观察,把社会基本矛盾作为一个整体来观察,才能全面把握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和发展方向”。鉴于经济基础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重要性,共产党人“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共产党人的理论,那就是:“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为此还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争得自己的政治统治之后,将“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包括没收大资本、剥夺地产、废除继承权、建立国家银行和国家工厂等具体措施。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主张强制性的彻底改造乃至消灭的。

然而,考虑到中国经济的极端落后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除了没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等大地主、大资本阶级的财产外,对联合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并没有采取没收式的改造方式,对农民也没有像苏联集体农庄那样采取过激的强制方式,而是判断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并为此制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12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批准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过渡时期总路线”可以简单概括为“一化三改”。其中,“一化”是主体,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环节,以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为基础。“三改”是两翼,要求对农业和手工业采用说服教育、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经过合作化的道路完成集体化改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则是遵循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第一步把私人资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第二步逐步地变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为社会主义经济。其实质是改变生产关系,解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创造条件。

对于过渡时期的改造,当时估计至少需要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时间。尽管在革命热情和急于求成的多种因素下,1956年我国即基本完成了改造任务,但是“一化三改”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进行的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顺利过渡,建立起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比较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其逐步改造的渐进方式相较于激进的彻底改造乃至消灭的方式,也在很大程度上兼顾了各方利益和社会稳定,从而对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的方式作出了开创性的探索。

在建设道路问题上提出从“单一模式”到“具体国情”。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穷二白”和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情况下,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最初“以苏为师”。毛泽东认为,苏联“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在此思路指导下,传统苏联模式中的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等都被中国照搬过来。然而,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本建立,苏联模式轻重失衡和僵化教条的一些弊端也开始显现。尤其是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打破了此前各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的盲目崇拜,为中国独立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契机。毛泽东开始提出“以苏为鉴”,他认为“照抄是很危险的,成功的经验,在这个国家是成功的,但在另一个国家如果不同本国的情况相结合而一模一样地照搬就会导向失败”,并由此提出了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1956年党的八大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创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经济社会发展观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尽管在后来的执行过程中,出现不少忽视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现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精神激励在国民经济计划综合平衡因素中的作用,但是,从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的长过程来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过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都发挥了纲举目张、执本末从的作用,并促使中国成功实现了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同时,也将科学社会主义有关“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从“单一模式”推向了同各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多样道路”,因而具有开拓性意义。

回应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的时代化课题

在发展阶段问题上提出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发展要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是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基本观点。马克思恩格斯曾在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通过这个“专政”,即使社会的发展“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这就为前资本主义的落后国家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而由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直接进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而跨越资本主义苦难的“卡夫丁峡谷”提供了可能性。在此理论指导下,俄国通过十月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国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使国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直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

当然,由于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建设有其自身的规律,中国共产党只能在尊重“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的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搞建设、谋发展,但因为这种建设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进行,因而可以避免人民经受资本主义剥削压榨的苦难。但是,由于经济建设客观规律的作用,社会主义建设并不能急躁冒进、一蹴而就,要有步骤、分阶段地进行。因此,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进行了重新认识。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即作出了“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的论断。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论断,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就回到了正视基本国情、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判断在初级阶段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而提出党在这一发展阶段的根本任务,制定了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以及此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个不同发展时期的一系列阶段性目标。

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2020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对2035年远景目标进行了阶段性擘画,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等。这些分阶段目标的实施和实现,都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改革路径问题上提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不是新自由主义,需要有计划地制定发展目标。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大工业时代的到来既然使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成为绝对必要,那么,“在这个全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竞争的单个的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所有人的需要来领导”。新中国成立初期,按照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安排经济生产,曾经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由于农业大国走向现代化必须优先推进工业化,因此二战后的中国和印度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国选择了依靠计划推动工业化的路径,印度则选择了依靠市场拉动工业化的路径。从实践上两相对比,中国人民通过计划经济的手段,“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迅速建成独立完善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物质产品的爆发式增长奠定了基础。而印度显著滞后于中国的发展,至今还不能算作是工业化国家”。

然而,计划经济、尤其是指令性计划经济长期实施,使得体制僵化、计划滞后影响生产积极性的弊端也凸显出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共产党对“计划”和“市场”的性质和作用进行了重新思考,邓小平强调“革命和建设都要走自己的路”,“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要求有步骤地展开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体制改革。他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此基础上,党对完全的计划经济做出了调整,将其逐步过渡到通过指导性规划放开企业经营自主权,然后又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走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到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党对经济体制的调整,在实践逻辑上,回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的双重时代呼唤;在理论逻辑上,“遵循了从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的认识规律,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所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指引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制定了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实行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成功开创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为科学社会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理论提供了实践上的成功样本。

在奋斗目标问题上提出从“自由人联合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主义不是漫无目标的,而是有目的的历史运动。在论证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两个必然”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后,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个“自由人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里,阶级、民族、国家都是要消亡的。遵循这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向着这个理想社会前进,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远大理想。然而,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在世界范围内的阶级、民族、国家尚未消失的时代背景下,人类联合、世界一体的“世界历史”趋势,有赖于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格局。

中国共产党“既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正是从这种为世界、为人类负责的情怀出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呼吁国际社会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多方面作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从世界历史的进程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无产阶级时代”尚未到来的背景下所提出的一个推动世界历史发展的现实目标。它以整个人类为出发点,超越了阶级、国家、民族的鸿沟,“突破了前现代的血缘姻亲关系网和现代的民族国家中心论,致力于寻求全世界人民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体现了‘类思维’对‘物种思维’的超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仅要团结带领中国人民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且要团结引领世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时,还要与自然世界平衡共生、美美与共,共建万物和谐新世界。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将科学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奋斗目标”中“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将自身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世界人民的命运联结起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同时,为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总之,中国共产党在100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的勇气不断回答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时代课题,进而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100年来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的同时,鼓励“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及时总结经验,勇于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将“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才能不断把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三大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水平,不断开辟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网络编辑:保罗

来源:《学术前沿》,2021年第5期下

发布时间:2022-04-01 15:4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