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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保: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首届论坛
倡导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
  2009年7月21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首届论坛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隆重召开。来自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经贸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浙江大学等全国十多家单位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围绕论坛中心议题“新人口理论与政策”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理部主任、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中心副主任胡乐明和福建师范大学原校长李建平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原副主任杨魁孚,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中心主任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田雪原等著名专家学者出席论坛并发表讲演。

  一、关于人口政策和人口战略的重要性

  与会者一致认为,我国的人口政策、人口战略和人口问题,事关我国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提出、实施最佳人口政策和战略,对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兴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王伟光指出,中国的人口问题由来已久,从19世纪开始就争论不断,20世纪30年代之后,人口问题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关注,讨论也日益深入。新中国成立以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解决中国的人口问题与开创和发展计划生育事业做出了艰辛的探索和历史性的贡献。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将控制人口增长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划,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开始全面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计生工作成效显著,比较成功地探索了一条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为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了良好的人口环境。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 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党的十七大将人口计生工作纳入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之中,进一步明确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道路。应该看到,中国仍是当今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仍然是并将长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发展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几乎都与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以及人口流动迁移密切相关;坚持以人为本,统筹解决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分布等问题,努力实现人口自身发展的协调以及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的协调,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特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理论、政策和措施,仍然是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赵白鸽强调,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从5.8下降到1.8左右,2亿人脱贫,预期寿命达到73岁,人类发展指数为0.777,由1990年的世界第105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81位,从原来的中下水平稳步跻身到中上发展水平的行列。中国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为稳定世界人口作出了贡献。同时,作为一个占世界人口20%的人口大国,一个人均资源相对紧缺和匮乏的发展中大国,一个实行改革开放、逐步转型的国家,中国所取得的发展成就,成为国际成功范例,对世界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联合国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也充分肯定了计划生育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之间的关系。计划生育在“消灭极端贫困和饥饿”、“实现普及初等教育”、“促进男女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力”、“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孕产妇保健”、“与艾滋病毒、疟疾和其他疾病作斗争”,以及“确保环境的可持续能力”上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当前严峻的气候变化问题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人口与发展问题的重新思考。20世纪世界人口增长3倍,对资源、环境和气候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局部地区出现粮食供应不足,极端气候进一步加重了粮食短缺问题。快速增加的城市人口对土地、水资源、环境等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而中国统筹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获得了众多正面评价,中国少生4亿人、每年少排放近16亿吨二氧化碳的贡献也得到关注。人口问题是最重要的发展问题,人口战略与政策直接关系到中国未来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其完善需要科学决策和谨慎论证。我们需要思考:一是如何评价中国人口政策,如何看待人口与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二是从资源环境承载力看,有无最适人口规模?如何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三是由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人力资本与人口规模之间有何相关关系与影响?中国如何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转变?

  二、关于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的调整问题

  与会者赞成继续坚持和完善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对于如何调整我国现行的人口政策,他们存在差距较大的不同看法。

  程恩富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精神来审视中国目前的人口形势,理性缜密地考量中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理应倡导“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中国不断增加的人口总量,正在逼近国内主要资源所能承载的极限。2008年底,中国人口为13.28亿,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每年还将新增人口700万左右,人口总规模在较低生育率的基础上继续大量扩张,正向现有可高效利用资源的人口极限规模推进。而且不断增加的中国人口总量,正在逼近国内生态安全所能承载的极限。应该看到中国多数江河湖泊和近海受到严重污染,有些大河流和湖泊萎缩干涸,草原退化,湿地减少,荒漠扩大,多种野生动物濒临灭绝,等等,这些问题均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与人多相关。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持少生育或不生育的先进生育文化观,这些国家需要不断加大奖励生育的措施来维持人口的再生产。而我国在人们尚未自觉改变传统生育观和人口收缩到适度规模(5亿人左右)以前,则应坚持不懈地推行“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一胎化”新政。少数民族、难医治的不良头胎等列入特殊情况。应实行免费和奖励婚前体检,严惩怀孕性别查堕行为。在尚未改变传统偏好男孩的习俗以前,应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变罚为奖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无胎高保、女胎中保、男胎基保(低保)、超胎不保”,即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家庭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家庭实行低保或基保(社会普遍的基本或基础保障),违纪超生的家庭不保,需尽快变处罚为奖励,促进生育和谐与计划生育工作和谐。只有严格实行“先控后减”的人口调控政策(总人口先控制在15亿左右,后逐渐减至5亿左右),才能有效缓解我国社会主要经济矛盾和巨大的就业压力。不断膨胀的巨大人口规模所引起的社会需求扩张已难以单靠发展生产和粗放式发展来满足。必须倚靠人口规模的严格控制和缩减,才能使社会主要矛盾和就业压力不因人口总量过快增长而加剧。只有严格实行“先控后减”的人口调控政策,才能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更好地促进人口同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尽快赶上欧美日韩等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真正实现高标准的共同富裕和科学发展目标,最终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获得完全的优势。要树立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城乡人口方针,为了使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工较快成为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正式市民,所有城市均不宜推行市民两个独生子女或一个独生子女结婚可生二胎的政策。要确保因严格计划生育所节省的经费用到改善老年人口的生活方面上去。国家应对包括服兵役中牺牲或伤残在内的非正常人生夭折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不同情况,给予高低不一的家庭补贴或保障,以激励人们从事高风险的工作,并高水准地解决其家庭生活的后顾之忧。与“经济资源节约增效型社会”、“生态环境保护改善型社会”相匹配的应是“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这“三型社会”完整地体现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从而为根本转变对内对外发展方式,缓减内外“资源战”、“环境战”和“贸易战”等奠定基础。要像1980年中央决定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那样,通过立法、广泛的政策宣传、教育等配套措施,尽快大力推行一胎化的先控后减的计划生育新政,积极倡导“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主张放开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人手说”、“生育权利说”、“人口密度说”、“人口老化说”、“高质二胎说”、“独子性格说”、“性别失衡说”、“头胎较憨说”、“兵源风险说”、“大国空巢说”等都有偏颇。

  著名人口学家田雪原认为,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三步走”的人口发展战略和相应的政策选择是,第一步,把高生育率降下来,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类型的转变。1992年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标志着这一步已经完成。第二步,稳定低生育水平,直至实现人口的零增长;同时注重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口结构的合理调整。这一步预计2030年前后可以实现。第三步,零增长以后,由于人口的惯性作用将呈一定程度的减少趋势,再依据届时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以及资源、环境状况,做出理想适度人口的抉择。这样理想的适度人口是全方位的,不仅数量是适当的,而且素质是比较高的,年龄、性别等的结构也是合理的。这一步是人口零增长以后的事情,现在能做到的是走好第二步,为第三步战略的实施创造条件。如何走好第二步?其指导思想和基本点,可表述为:在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实行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相结合,促进“控制”、“提高”、“调整”协调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实现这样的人口目标,可选择下述生育政策:第一,全国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这一步现在即可实施。当前,已婚育龄妇女独生子女领证率在22%左右,城镇远远高于农村,实行“双独”结婚生育两个孩子,生育率升高极其有限,可不附加任何条件。第二,在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者结婚,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现在也可以开始实施;城镇可暂缓几年,2010年以后组织实施为宜。对于农村来说,由于独生子女率较低,“一独生二”影响有限;对于城镇来说,独生子女率很高,但一方为独生子女结婚者占全国结婚比例不会很高,对生育率影响也不会很大,特别是推延到2010年,30岁以下育龄妇女进一步减少后实施的时候。但是实行“一独生二” 的生育政策,对于“一独”方的父母家庭养老和改变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说来,有着现实的、不可替代的意义。第三,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不分性别普遍生育两个孩子。目前全国农村实际的总和生育率在2.0水平上下,如果除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外均不得生育三个及以上孩子能够做到,生育水平可大体上维持现在的水平。我们的“软着陆”预测方案还留了一点儿微升的余地,只要真正做到“限三保二”,是不会造成农村和整个社会生育率有多大反弹的。

  南京财经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何干强教授认为,我国当前仍然必须坚持和完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人口政策,这是由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决定的,是由我国人口增长的实际态势决定的,是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求决定的,不应动摇。从公权私权关系的角度提出“鼓励二胎”、主张借鉴国际社会的人口政策调整我国现行政策、认为我国人口发展的风险在积累因而需要调整政策、从人口总量发展的数学逻辑角度提出调整人口政策、认为现行人口政策产生出许多实际问题因而要求调整,这些观点都值得商榷。不能说家庭生育就一定属于所谓私权,社会或国家就一定等于公权。一个人口来到世间,决不是生活在私权范围,家庭生育也不纯粹是家庭范围的事。人要生活,就要消耗自然资源;人要排污,就要影响生态环境;人要成才,势必消耗社会劳动成果;培养一个有用之才,不只是家庭要投资,国家也有投资;家庭关系必然与一个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相联系,从而一国人口发展规律必然与该国由历史条件决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根本经济制度不同的国家,人口规律必然有区别。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是有计划地控制经济社会总体运行和发展的组成部分,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有人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是高风险的家庭,独生子女有个三长两短,将给一个家庭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但是从总体来看,实际出现风险的家庭毕竟不具有普遍性。“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也产生出一系列新的问题,诸如:新生人口减少,现有单个劳动力对家庭的负担加重,家庭养老出现困难;不少独生子女娇生惯养,影响新一代人的道德素质;有的地方强制堕胎,出现了孕妇受伤乃至死亡的事件;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新进入劳动市场人口(20-24岁)数量开始下降;老人增多,对养老与医疗健康保障体系提出挑战,等等。这些实际问题,比起有计划的控制人口总量增长,属于第二位的问题,而且是可以统筹解决的。例如,把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与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实现第二次飞跃结合起来,把解决人口问题与宏观经济调控结合起来,把养老保险逐步转向以社会保险为主,促进流动人口的统筹管理。当然,人口政策是有时效性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绝不是要300年不变。我们必须从一国社会可持续发展对人口数量质量的要求,从社会经济制度对实现这种要求提供的现实条件,从遵循本国国情决定的人口发展规律的要求,来制定一定时期的人口政策。当前我国实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主要政策,正是从多方面的因素综合考虑得出的可行性政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李小平副研究员认为,多年来,主张放宽或放开二胎的声音不绝于耳,其主要支撑理由有三:一是担心低生育水平下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导致未来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和养老负担不堪重负,力图通过放宽或放开二胎来保持未来可持续发展和缓解未来养老负担的压力;二是认为现行生育政策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力图通过放宽二胎来降低出生性别比;三是担心生育率降到很低水平后很难回升,力图通过放宽或放开二胎来防止陷入未来之生育率过低而难以回升的局面。这三种观点都缺乏严谨论证,但却都具有一定影响力,从而也就容易造成误导。中国人口问题在未来一个想当长的时期内的最大和最根本问题始终是总量问题,是人口过多和劳动力大量潜在过剩问题。中国要想早日摆脱人口过多所造成的各种困境,就必须坚持从紧的生育政策,力求早日实现人口零增长。一个社会的养老能力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非劳动力与老龄人口的简单算术比例,在人口过多和劳动力大量潜在过剩的情况下,加速人口老龄化的过程就是加速机械化自动化替代劳动力的过程,就是加速提高工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过程,就是加速减少劳动密集型生产从而提高资本密集型生产的过程,就是加速人均收入水平增长的过程,从而也就是一个完全可以有利于加速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的过程。在现行政策下放宽或放开二胎,新增二胎孩子中自身性别比必然是失衡的,从而放宽或放开二胎即便能使总出生性别比降低,但结果却必然是既增加了出生人口数又增加了未来光棍汉数量。人类要防止无休止地增长,就必须在一定时期使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认为生育率降下去就难以回升缺乏足够的依据。大多数低生育率国家人口密度显然偏高,将低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并非难事。引进劳动力相对于提高生育率而言是一个使迁入国和迁出国双赢的选择。世界人口总量、每年增量和分布状况表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远没有达到需要一个低生育率国家鼓励本国育龄夫妇增加生育的境地。而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劳动力大量潜在过剩的中国,更没有任何放松生育控制的理由和提高生育率的丝毫必要。中国在人口政策上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动摇,并尽更大努力鼓励更多的家庭只生一个孩子,以加速实现人口零增长的进程。

  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胡荣华教授认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提出了“提倡生一个,允许生两个,杜绝生三个”的重新设计和逐步调整我国人口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建议,其理由似乎并不太充分。其第一个理由是“出生性别比长时间居高不下”,但这与只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多大关系,如果有人想生个儿子,如果你允许他生了两个女儿,他还想生第三胎、甚至第四胎,与政策无关。而且,出生性别比只是一个统计结果,与实际有出入,一些第一个生了女儿,甚至第二个又生了女儿的家庭并没有去报户口,而是报了儿子的户口,这样,就有可能有一些女孩并没有统计进来。其第二个理由是“快速促进人口老化。”随着人的寿命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一种普遍而正常的现象,多生孩子并不能减少老年人数量,只能稀释老年人口比例。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是通过多生孩子能够彻底解决的,而是应该采取正确切实的养老政策。其第三个理由是“维护国家安全、国防安全难度增大。”现代战争依靠的主要是现代科技,而不是人海战术,而且,30多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征兵难等问题。其第四个理由是“计划生育家庭面临较大风险。”主要指农村家庭中男劳动力的缺乏以及那些子女病残或夭折的家庭,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困难群体。事实上,如果要达到每个家庭都要有男劳动力,每对夫妇生两个也不够,因为总有些家庭会都生女孩且不可能都招到上门女婿。目前,子女病残或夭折的家庭,不少已经落实了生育照顾政策。其第五个理由是“造成空前的教育难题。”这根本谈不上,独生子女有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非独生子女也有非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其第六个理由是“高昂的行政成本。”如果允许生两个,也要一样管理,因为肯定还有人想要生三个,甚至更多。如果允许生两个,人口质量管理的行政成本可能更高。因此,一对夫妇允许生两个的政策,在今后几十年中是不切实际的,除了上述几个原因外,我国粮食、资源、环境等客观条件也不允许。我们只有针对所提出的各种问题,充分考虑我国基本国情,在“只生一胎”的原则下想办法解决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才能真正实现我国人口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协调发展,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三、关于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

  与会者普遍注意到人口问题,不仅仅是人自身的问题,而且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密切相关。

  广东省委党校郑志国教授认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作为矛盾的一极,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日益增长,是由人均需要量增加和人口增长两个因素推动的。其中人均需要量的合理增加,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表现,也是发展社会生产的内在动因。人们的需要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不仅取决于社会生产水平,而且受制于人口增长速度。发展无疑是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途径,但是,发展需要资源,离开资源环境就不可能有任何发展。目前我国人口总量过大,在人均需要和人口数量增加的双重推动下,社会总需要急剧扩张,拉动生产不断发展,导致许多资源趋于耗竭。有人说,日本人口密度也很大,但是早就实现了现代化。似乎中国人多不足为虑。实际上,日本同样存在人多的压力,而且其人口年均增长率长期低于中国:1970-1980年,日本为11‰,中国为17‰;1980-1990年,日本为5‰,中国为14‰;1991-2003年,日本为2‰,中国为9‰。中国有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化石漠化土地不适合居住,绝大部分人口集中在中东部,沿海一些省份的人口密度大大超过日本。中国有13亿多人口,而且还在增长,不可能像日本那样过分依靠外部资源来进行现代化建设。

  杭州市委党校张晓理教授认为,中国企业技术含量低,粗放经营,加上劳动力的大量供给,致使劳动力价格仅为发达国家水平的2-3%,简单劳动的巨大优势削弱了产业对研究开发的预期,拉大“产学研”之间关系,削减产业对大学生的需求水平。中国研究开发型企业之少,万人就业中大学生比例之低,以及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背后,不能回避简单劳动大量供给和过剩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众多企业处于产业低端,热衷于利用廉价劳动力资源供给优势为国外加工,赚取微薄的加工费,却把需要较高素质就业的产品开发、外观设计等拱手让给国外。简单劳动排斥复杂劳动必然导致企业缺少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获利空间势必被人挤压殆尽,8亿件衬衫换一架飞机就是这种形势的写照。产品升级同样面临人口问题引发的劳动力供给和社会需求问题。劳动密集型的效益低下又演绎为内需不足,依赖国外购买,又与国际金融危机相互锁定。简单劳动就业与资源消耗型产业的紧密关系约束了结构调整。我国48种工业化基础矿产资源全部短缺,其中25种必需资源严重缺乏,资源大量进口及国际市场价格飙升又吞噬了加工利润。此外,人口就业和素质问题还加大我国对传统能源的依赖,约束能源结构调整,世界经济正向低碳发展格局调整,如果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我国产业的命运将继续锁定在国际产业的底层。应该注意到,世界上不存在抽象的人口红利。只有具体素质的人口,从事具体的产业,从而存在这种产业的就业容量、竞争力和获利水平。大量简单劳动形成的“人口红利”真正的获利者在国外,而在国内却是排斥复杂劳动,抑制科教兴国。人类已经进入知识和科技加快发展的时代,一个民族如果不具有掌握和更新知识的强大能力,必将落伍于世界潮流。人口政策应该反映生产力进步的理念,而“人口红利”光环背后却蕴含着民族悲剧。

  南京财经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虞沈冠教授认为,根据马克思的人口学说,人口是一个社会的历史的范畴。就其本质而言,人口现象是社会现象,人口规律是社会规律,在阶级社会里,如果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而不分阶级地抽象掉社会性的人口规律只能存在于未经人类干涉的动植物界。但是,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一个生物种群,其生物属性的烙印永远不可磨掉。因此,人口现象也是一种自然现象,但这种自然现象绝不仅是一种自发的自然现象,而是一种自觉的自然现象,例如人类能够自觉地控制生育,这种自觉,就是一种文化自觉,可以做到“五律协同”,就是人口规律与自然规律(通常指资源规律和环境规律)和社会规律(通常指经济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协同发展。考虑到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统筹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当前主要是优先投资于有利于人口全面发展的方面,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浙江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尹文耀研究员认为,生态平衡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考察,有两种相辅相成的生态平衡:人口外部的生态平衡和人口内部的生态平衡。人口发展必须与人类赖于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相适应,以维护自然界的生态平衡为条件。这就是要保护人口与人口外部环境之间的生态平衡。同时,人口内部也有生态平衡问题。这主要表现为:人口内部的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各类物质文化和生理需求与供给之间、当代人生产消费需求供给与后代人生产消费需求供给之间的生态平衡。人口与外部生态环境失去平衡,会给人类发展带来困难、甚至灾难。同样,人口内部生态失去平衡,也会给人类发展带来困难、甚至灾难。将人口内外生态平衡的保护统一起来,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了保护人口外部生态环境,人口规模缩减时,要以不过度损害人口内部生态平衡为条件。在保护人口内部生态平衡时,年龄结构的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比例控制要适度,要以不过度加重对外部环境压力为条件。要在安全允许的限度内,协调多种关系,平稳地、渐进地推进内外生态平衡的统筹兼顾。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副主任杨魁孚认为,作为观念形态的旧传统生育文化,具有相对独立性和长期潜在性,它并非随着旧经济制度的消失而消失。我国在旧社会所形成的“生育子女命中注定”、“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多子多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旧观念还会长期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这就加大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特别是“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的旧观念是实行计划生育最大的思想障碍。这种深层的文化心态至今还在影响一些人的生育行为,成为多胎生育、计划外生育及出生婴儿性别比升高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实行计划生育是婚姻、家庭、生育领域里破旧立新、移风易俗的一场思想革命,是一项最广泛的群众性思想教育活动。我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发展史表明,广大群众生育观念的转变,需经历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必须通过持久不懈的宣传教育和引导,才能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实现。我国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靠经济文化的发展,自然地诱发生育率的下降,而是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靠宣传思想工作的优势,靠群众路线,不断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使群众成为计划生育的主人,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促使生育率下降的。所以特别强调发动群众,移风易俗,贯彻计划生育工作要以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和经常性工作为主的“三为主”工作方针,把宣传教育放在首位,引导群众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生育文化,这是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

  为了加强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深入探讨中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现实问题,不断提出促进社会进步的政策建议,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理论宣传和政策探讨三者的有机结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比较研究中心、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首都经贸大学人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南京财经大学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等首批11家马克思主义教研单位,决定成立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理事会”,每年召开一定规模的数次智库论坛,并出版《智库报告》、《智库通讯》和《智库丛书》。王伟光要求,主要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组织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要把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理论宣传和政策探讨有机结合起来,高举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的伟大旗帜,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一些高等院校丰富的学术资源和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深厚的学术积累,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不断推出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和全局性的精品研究成果和学派性的政策建言,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重要而积极的作用。赵白鸽指出,可以借鉴美国智库在国家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它不仅起到了提供思想、提供决策依据,促进科学决策,而且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政治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重大作用。相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也应该在这些方面能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并且相信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过程中,发挥重大的作用。

  出席此次研讨会的还有:何秉孟、李成勋、白暴力、艾四林、孟捷、许为民、李德伟、程美东、辛红光、卢春山、张翼、郑彪、段霞、赵耀、潘玉腾、吴宏洛、黄茂兴、刘建民、林伟连、张旭、王新建等知名专家学者。

  

  责任编辑:嘉扉

  

  

  
发布时间:2013-07-31 12:13:24